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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1页）

听就算了。”这样，徐向前和陈昌浩只好按张国焘的意见办，结果部队劳而无功。

不久，张国焘又故技重演。放下电话，徐向前直叹气，说：“可惜呀，可惜！眼看到手的一块‘肥肉’吃不到了呀！”站在他身边的李先念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你叫我们往哪里打，就往那里打，我们听总指挥的！”徐向前说：“好！我们来了机断专行，这回就是犯了错误也不听他的，错了我负责！”当即集合兵力，经过苦战，打了胜仗，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类似的“反抗”，在徐向前来说，并不多。这不是因为他天性“随和”，而是严酷的战争环境要求军人绝对服从。他不仅这样要求下级，也这样要求自己：理解的要服从，不理解的也要服从。他非常看重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一致。许继慎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常讲张国焘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引起张国焘的厌恶。徐向前虽然也对张国焘有看法，但还是劝许继慎不要这样讲，讲了于事无补，反而影响团结。为了顾全大局，徐向前对张国焘的宽容和忍耐达到了极点。或许正因为他性格中有这种中立乃至消极的成分，所以得以见容于张国焘和江青这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野心家。

文革期间，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虽是毛泽东的决定，却是江青提议的。在江青看来，徐向前年老体弱，因多年有病对干部情况不熟悉，一定不会多管闲事。而作为全军文革顾问的江青，就可以借重徐向前的名义，唯所欲为。她没有料到，徐向前既是一个随和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对党交给的任务决不敷衍了事。他拿出了当年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革命精神，上任伊始，决定狠抓军队的稳定。这显然和林彪、江青一伙的想法格格不入，从而埋下了日后被打倒的祸根。

在军事指挥上，徐向前以灵活多变而著称。但在政治上却缺乏政治家的韬略，不擅变通。出任全军文革小组长后，他除了开会，还要接见“造反派”。不论白天、晚上，一纠缠就是好几个小时，害得他的头疼病经常发作，疲劳不堪，火气也大，说话有时“出格”。常常为一个人的问题，或一句话不符合“造反派”的口味，被纠缠不休，周总理对他说：“你和他们打交道，要掌握8个字，就是‘多听少说，多问少答’。”

穷于应付的徐向前，最终还是被打倒。

因为沉默寡言而逃过了张国焘的魔掌的徐向前，为什么到晚年反而变“外圆内方”而为针锋相对了呢？请看下一节：

3。3　“闯宫”与拍案

海伦曾经这样描述徐向前“他看上去显得忧郁、沉静、态度谦逊、拘谨、言语不多，偶尔露出一种孩子式的微笑。”这是中年时代言行谨慎的徐向前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人到老年的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后，“一度闯宫，两次拍案”，干了三件大事，捅了三次马蜂窝，令熟悉他性格的人大为吃惊。这一“突变”意味着什么，又说明了什么呢？

徐向前上任前后，各地的“造反派”无法无天，到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指挥失灵，无法担负战备任务。徐向前请示林彪、江青，不是说休息了就是刚吃了药，总是不予理睬。徐向前心急如焚。

1967年1月24日晚饭后，徐向前实在憋不住了，决定要“闯宫”——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当时，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徐向前不宣而至，林彪很不高兴。徐向前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等。身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也深知部队稳定的重要性，况且他主持军委工作，军队乱了他也交代不了，于是连连点头称是，并当即口述了稳定军队的“九条”。“九条”经军委讨论通过后，又送到钩鱼台请中央文革再加讨论，改为“七条”。因为林彪参与制定，江青不便反对，但她很不满意。在中央文革讨论时，她坐在一个角落里阴着脸，冷言冷语地说：“向前同志老了，不能工作了！”

后来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七条遂变成了八条。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中南海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

这就是徐向前“闯宫”，促成军委“八条命令”下达的整个过程。在这前后，徐向前一反常态，和叶剑英等老帅一起两次拍案而起，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第一次是1月20日上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军委碰头会，江青阴阳怪气地明知故问：“总政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正在这时肖华来了，讲述了因昨天白天的会议内容被泄露，晚上被抄家，逃到西山避难的经过。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徐向前愤怒地拍起了桌子，茶杯盖子“当”一声摔到了地上。昨天散会时他明确要求“会议内容要严格保密，不准外传”，特别是关于有人批肖华的事情。叶剑英也气愤地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他也边说边拍桌子，将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当时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事件。

第二次是二月中旬。周恩来在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吸收有关负责人参加。会上，以一些老同志为一方，以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连续数日争得面红耳赤，每次都不欢而散。2月11日下午，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徐向前激愤地敲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如果不要，我们这些人干脆回家种地去！”积压在老帅胸中的愤懑情绪迸发了。

两位老帅慷慨陈词，康生、陈伯达等人望而生畏。不久，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人也发了火。江青得知后暴跳如雷。这次事件后来被称之为“大闹怀仁堂”。

其实，一向以“沉稳、内向、含蓄”著称的徐向前，本身就是个血气方刚的人，只是他“少年老成”，惯于克制自己。

红四军反三路围攻期间，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名单由他和陈昌浩及保卫局掌握，说抓谁就抓谁。有许多英勇作战的指战员被诬为“反革命”，被抓被杀。有的部队一个山头守不住，指挥员就成了“反革命”，关押起来，严刑副供，株连一大片，杀头的杀头，罚苦工的罚苦工。红九军二十三团政治委员陈海松年仅20岁，作战勇敢，是个优秀干部，也被保卫局列入黑名单，要抓起来。徐向前得知后气愤地给陈昌浩打电话：“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嘛！

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呀！命还要不要呀？“由于他的力争，保护了陈海松等人。

但是，在那个非常时期，内忧外患的徐向前不得不从大局出发，克制自己的个性，尽力团结同志，特别是搞好领导阶层内部的团结，以求一致对外。1935年8月初，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扩大会议。会后，徐向前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谈话中听出，会上又发生过不愉快的争执，张国焘对中央领导很不满意。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政治上的纷争他插不上手，也不想插手。他更多的是关心战事和战士，关心如何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眼看许多革命战友闯过了敌人的枪林弹雨，却没有躲过自己人的明枪暗箭，他痛心而无奈。当时，就是朱德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帅，在被迫同张国焘南下之后，也几乎过着被张“软禁”的生活，险些被害。朱总司令后来回忆起这段历史的时候说：“那段时间张国焘造反。我们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办法呢？坚持吧！”“他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边有人要打架，我反对。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这时他又搞了个‘中央’，我说：要搞，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

一直和他斗，我们人少，但理直气壮。我们的办法是，他搞他的，我们做我们的工作，只要革命，总会到一块的。“

（《徐向前传》）徐向前和朱德一样，“求大同，存小异”，为避免“内讧”，忍屈含冤，坚持革命。

当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徐向前和许多同志一样，对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缺乏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