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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1页）

觉的。早上的时间是做农场和家务的事情，所以上课的时间就得安排在午饭以后，此外再没有别的时间适合于上课了。

文化训练最多有三堂。印地文、泰米尔文、古遮拉特文和乌尔都文都教，教学都是以孩子们的方言进行。英文也教。古遮拉特的印度教徒孩子们，还得学一点梵文，基本历史、地理和算术是大家都得学的东西。

我担任泰米尔文和乌尔都文的课程。我所懂得的一小点泰米尔文是在船上和狱中学到的。我的程度超不过波布那一本杰出的《泰米尔语手册》。我所认得的乌尔都文字也是在坐一趟船上学会的，而我所懂得的乌尔都语也只限于我从穆斯林朋友们那里学到的一些通常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至于梵文，我所懂得的也就是我在中学所学的那么一点，就是我的古遮拉特文也不见得比人们在学校里所学到的好多少。

这就是我进行教学的资本。由于我的文字修养贫乏，我的同事要比我好得多。然而我对于祖国语文的热爱，我对于作为教员的能力的自信，还有学生们的无知，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宽宏大量，对我都很有帮助。

这些泰米尔孩子们都是生长在南非的，所以泰米尔话懂得很少，文字根本就不懂。因此我得教他们文字和基本文法。这倒是很容易的。我的学生们明白，他们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在泰米尔会话上超过我，而当不懂得英文的泰米尔人来找我的时候，他们便成为我的翻译。我进行得很愉快，因为我从来不在学生面前掩饰我的无知。总之我在各方面都向他们显示我的庐山真面目。所以我的泰米尔文知识虽然极为贫乏，我从来没有失掉他们的敬爱。教穆斯林孩子们学乌尔都文是比较容易的。他们记得字母。我只要引起他们读和写的兴趣就行了。

这些青年大部分是不认得字、没有上过学校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工作的过程中除了监督他们学习，免得他们偷懒以外，能够教他们的实在很少。正因为我以此为满足，所以我能够吸引不同年龄的孩子们在同一间教室里学习不同的课程。

至于课本，我们听到过很多，但我一直没有感觉有此需要。我甚至不记得怎么利用当时找得到的书籍，我觉得根本不需要给孩子们堆上多少书籍。我始终觉得学生们的真正课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记得我的老师很少拿书本上的知识教我，但是时至今日我还清楚地记得老师们不依靠书本所教给我的东西。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耳朵所得到的东西比通过他们的眼睛要多得多，而且更加省事。我不记得我同我的孩子们从头到尾读过哪一本书。但是我用自己的语言把我所读过的并且经过消化的东西都告诉他们，而且我敢说那些东西，他们直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要记住书本上的东西得花很大的力气，但是我用嘴讲的东西，他们很容易就可以背出来。读书是他们的一个任务，但是当我设法使我的课程能够引人入胜的时候，他们就把听我的讲解当作一种乐趣。而从他们由于听我的谈吐所引起的许多问题上，我可以衡量他们的理解能力。

第三十四章　精神训练

孩子们的精神训练，比起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训练来，要困难得多。在精神训练这件事情上，我依靠宗教书籍的地方不多。自然，我相信每一个学生对于自己的宗教，都应当有一些基本的知识，对于他自己的经典，也应当有一般的知识，因此我尽力把这种知识提供给他们。然而这在我看来，不过是智力训练的一部分。远在我负责教育托尔斯泰农场的儿童以前，我便晓得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上帝和自我实现。我以为这是训练青年的一个基本的部分，其他所有的训练如果没有精神陶冶，就没有用处，甚至是有害的。

我知道有人有一种迷信，认为自我实现只有在人生的第四个时期，即遁世期，才有可能①。但是谁都知道凡是把这种宝贵经验的准备工作拖到人生的最后阶段的人，就得不到自我实现，而是衰老之年，犹如再度经历可悲的儿童生活，成为人世间的一种负累。我清楚记得我在教书的时候，即1911—1912年，还有这种观点，虽然当时我并没有以相似的语言表达出来。

①印度教徒分属四大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阶级）、刹帝利（帝王、武士阶级）、吠舍（农商阶级）和首陀罗（奴隶阶级）。前三大种姓的人又统称为再生族，一生分为四个修行期，即“梵行期”（学生生活）、“住家期”（社会生活）、“林栖期”（修行生活）和“遁世期”（游方生活）——译注。

这种精神训练究竟应当怎样进行呢？我教孩子们熟读和背诵圣诗，我也将有关德育的书念给他们听。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当我同他们有了比较密切接触的时候，我才晓得精神训练不能靠书本。正如体力训练得之于体力运动，智力训练得之于智力运动一样，精神训练只能通过精神运动才能得到。而精神运动完全要靠教员的生活和人格表现出来。不管他是不是生活在孩子们中间，他总得留心他的一言一行。

一个住在几里以外的老师，要以他的生活方式影响学生的精神，还是可能的。如果我是一个撒谎的人，要教孩子们说实话，那是白费力气。一个怯弱的教师决不能教出一个英勇的学生来，一个放纵的人也不能使他的学生懂得自制的价值。因此我明白，我必须永远用以身作则的方法来教育同我住在一起的男女儿童。这样他们便成为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懂得我必须有正直纯良的生活，即使只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可以说我在托尔斯泰农场不断加强对自己的纪律和限制，大半是这些委托给我管教的儿童所促成的。

其中有一个粗野难管、好撒谎、爱打架的孩子。有一次他大大地发作起来。我气极了。我从来没有处罚过孩子，可是这一回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设法同他讲道理，但他却象金刚石一般坚硬，甚至还想哄骗我。最后我拿起旁边的戒尺在他手臂上打了一下。我打他的时候，手里发抖，这情形，我敢说他是看见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完全新的经验。那孩子哭起来，求我宽恕。他之所以哭，并不是因为打痛了；如果他存心报复，他尽可以回敬我一拳，因为他是一个十七岁的体格结实的青年。他懂得我不得已而使用暴力的痛苦。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违抗过我。可是我仍然懊悔那一次使用了暴力。恐怕我那一天在他面前所表现的，不是我的精神，而是我的粗暴。

我一直反对体罚。我记得只有一次我对自己的一个儿子使用过体罚。因此时至今日，我还不敢断定我那次使用戒尺是不是正当。也许那是不对的，因为那是出于激怒和处罚人的欲望。如果它只是我自己难过的一种表现，我认为倒可以心安理得。然而那一次打人的动机是复杂的。

这件事情激发了我的思想，并且教会了我纠正学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我不知道那个方法在当时是否有效。那个青年不久便忘记了那件事，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以后有过多大的进步。然而这件事使我更加了解教师对学生的责任。

这以后，男孩子们还常常发生犯规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使用过体罚。因此我从在我管教之下的男女孩子们所经受的精神训练的体验里，越发了解了精神的力量。

第三十五章　良莠之分

就在托尔斯泰农场的时候，克伦巴赤先生引起我注意一个从前我没有理会过的问题。我已经说过，农场里有些不规矩的坏孩子，其中还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我的三个儿子天天同他们接触，别的孩子也和我的儿子一样，天天同他们在一起。这使克伦巴赤先生大为不安。然而他所注意的是他以为我的·儿·子不应当同这些不守规矩的儿童混在一起。

有一天他说出来了：“你让你的孩子同那些坏孩子在一起，我不赞成，这只能有一个结果：他们将来一定要学坏的。”

我不记得当时这个问题是否使我为难，但是我记得我对他说的是什么：

“我怎能把我的孩子同那些游手好闲的孩子分开呢？我对于他们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些儿童是我请来的。如果我发一点儿钱把他们开除了，他们立刻就会跑回约翰内斯堡又回到他们的老路上去。说老实话，他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大概以为他们到这里来，倒是给了我一份人情。他们在这里感觉很多不方便，这一点你我都很知道。但是我的职责是清楚的。我必须把他们留在这里，因此我的孩子也必须同他们在一起。你一定不会要我教我的儿子从今天起觉得他们比别的孩子优越。叫他们有这种优越感就会把他们毁了。叫他们同别的孩子来往对他们是有益的。因为这样，他们自己就会分别出善恶来。如果他们真有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不能相信，他们对别的孩子也会有好影响呢？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叫他们在这里；如果这也算冒险的话，我们只好冒这个险。”

克伦巴赤先生摇头不答。

结果我想不能算坏。我的儿子不会因为这种试验而变得更坏。反之，我倒看出他们实在有所收获。如果他们有过一点点自高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是被打破了，他们学会了同各种各样的孩子相处。他们受过考验，懂得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