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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我所布下的罗网。

第十五章　撤销控告

审判开始了。政府的律师、县长和其他官员都非常焦急，不知如何是好。政府律师要求县长延期开审。但是我反对，要求县长不延期，因为我要供认，我违背离开三巴朗的命令是有罪的。我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如下：

“经法庭准许，我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说明我为什么采取极为严重的步骤，看起来似乎是违背了根据刑法第144条所发的命令。在我看来，这是地方政府和我的意见有分歧的问题。我到这里来的动机，是要为人道和国家服务。我是应一个紧急的请求到这里来帮助农民的。据他们说，他们受着靛青种植园主不公平的待遇。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帮助。因此我到这里来，如果可能的话，想在政府和种植园主的帮助下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没有其他的动机，也不相信我到这里来会扰乱公众治安和造成生命的损失。我自问在这类事情上是有过不少经验的。然而地方政府却有不同的想法。我完全谅解他们的苦衷，也很了解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来办事。我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我的第一本能应该是遵从政府对我发的命令。但是我要是这样做，就不能不违反我对那些请我到这里来的人的责任感。我觉得我现在只有留在他们当中才能帮助他们。因此我不能自动地引退。在这两种责任的冲突之中，我只好把要我离开他们的责任归于政府。我充分意识到这件事实，就是在印度的公众生活中，具有象我这种地位的人，应该小心翼翼地以身作则。我深信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复杂的体制中，犹如我现在所面临的环境一样，一个有自尊心的人的唯一安全而荣誉的做法，就是，做我所决定做的事情，那就是，接受不服从的处分，而不提出抗议。

“我冒昧作这个声明，并不是希望我应得的处分有所减轻，我只是说明我所以违背命令并非不尊重合法的当局，而是要服从我们生活中更高的法则，那就是良心的呼声。”

现在再没有延期开庭的理由了，然而由于县长和政府律师都感到出乎意外，县长即宣布延期判决。同时我则把详情电告总督，巴特拿的友人，以及潘迪特·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和其他友人。

在我到法庭接受判决以前，县长送来一份书面通知，说省督已下令将我的案子撤销，而收税官①也写信告诉我，说我可以自由进行拟议中的调查，而且还可以从政府官员那里得到我所需要的帮助。我们谁也没有料到这件事会得到这么迅速而令人满意的结果。

①英国人统治印度时期，县长兼法官，收税官负实际行政责任，其权力远远超过一般人对这个官职的理解。印度独立迄今，此制尚未更改——译注。

我去拜会收税官海柯克先生。他似乎是一个好人，热心于主持公道。他告诉我，我需要什么文件，都可以到他那里去调阅；如果我想找他，随时都可以去。

印度就这样第一次直接接受了文明的不服从运动的实际教训。地方上和报纸上都在纷纷议论这件事，而我的调查也因此得到了意外的宣传。

我的调查需要政府保持中立。但是这次调查不需要新闻记者或报纸上的社论加以赞助。三巴朗的局势实在是极其复杂而困难的，所以过分的批评或色彩太浓的报道，都容易破坏我所希望做的事情。于是我便写信给各主要报纸的主笔，请他们不必派记者来，因为凡是应当登载的东西，我一定给他们送去，让他们随时得到消息。

我知道政府容许我住在三巴朗的态度，是当地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我也知道，就是那些当官的，虽然他们不敢公开说什么，也是不高兴的。所以不正确或令人误解的报道更加容易刺激他们，而他们的忿怒当然不会向我发泄，而必然向那些可怜的战战兢兢的农民发泄，而这就会严重地阻碍我为这件案子寻求事实的工作。

尽管我预先有些警戒，种值园主还是发动了一股恶毒攻击我的逆流。报纸上充满了对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种种污蔑。然而我的极度谨慎和坚持真理、丝毫不苟的态度，使他们不得不转变他们的锋芒。

种植园主对于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攻击，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他们攻击得越厉害，人民越发钦敬他。

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我认为邀请别省的领袖到这里来是不适当的。潘迪特·马拉维亚吉给我保证说，无论我什么时候需要他，只要通知他一声就可以了，可是我没有麻烦他。我这样地避开了这次斗争的政治意味。但是我偶尔也给那些领袖们和主要的报纸寄一些报告去，不过只供他们参考，并不打算发表。我看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件事情，哪怕它的目的是政治性的而其起因不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给它加上政治色彩，就会坏事，如果我们保持其不超越政治的界限，便能有助于这件事情。三巴朗的斗争证明了这个事实，就是凡是在任何方面给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最后总是在政治上有助于国家的。

第十六章　工作方法

要详细记载三巴朗的调查，就必得叙述三巴朗农民本身的历史，而这不是这几章的篇幅所能办到的。三巴朗的调查是对真理和“非暴力”一个大胆的尝试，而我不过就我认为值得写下的情况逐周写出来而已。读者要想了解详细的情况，可以去读一读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先生用印地文写的《三巴朗非暴力抵抗运动史》，现在听说就要出版英文译本了。

现在言归正传。调查不可能在戈拉克巴布的家里进行，除非叫不幸的戈拉克巴布把屋子完全腾出来，而那时莫提哈里的人还没有消除他们的恐惧，还不敢把屋子租给我们。幸而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巧妙地弄到了一所房子，周围还有相当大的空地，我们于是搬进去了。

进行这件工作没有钱是不行的。当时还没有为这种工作向公众募过捐。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和他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律师，他们或者是自己出钱，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向朋友募捐。当他和他的朋友都还出得起钱的时候，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出钱呢？这大概是他们当时争论过的问题。我已决心不接受三巴朗农民的任何东西。那一定会引起误会的。我同时也下定决心不为这次调查向全国发动募捐，因为那可能会使这件事情带有全国性和政治色彩。孟买的朋友们捐助15，000卢比，但是被我谢绝了。我决定尽可能在布拉兹吉索尔巴布的帮助下，向不住在三巴朗的比哈尔富户那里募捐，如果不够，便求仰光的朋友梅赫达医师设法。梅赫达医师答应我们如有需要，他就寄来。于是我们便不必再为经济问题担心了。我们并不需要大批的钱，因为我们决心竭力节约开支，以符合三巴朗的贫苦情况。最后发现我们果然不需要大量的钱。据我记忆所及，我们总共花了不到三千卢比，捐到的钱，还剩下好几百个卢比。

最初阶段，我的同事们所过的那种奇特的生活方式，是一个经常使他们难堪的笑柄。每一个律师都有一个佣人，一个厨子，因此也都各有厨房，他们常常迟至午夜才吃饭。虽然费用是由他们自己支付的，这种不正常性使我发愁，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不致有什么误会，他们接受了我很多嘲笑。最后，大家都同意不雇佣人，合并厨房，并严守一定的时刻。因为大家都不是素食者，而两个厨房又太费钱，大家就决定只要一个素食厨房。大家还觉得有必要坚持简单的饮食。

这些措施大大地减少了开支，也给我们节省了好多时间和精力，而这正是大家所迫切需要的。成群的农民前来向我们申诉，他们带着一大队同伴，把空地和花园挤得水泄不通。我的同伴们想要使我免除那些前来的人的“朝拜”，但是他们的努力常常没有效果，而我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被弄出来展览，以供“朝拜”。至少需要五个至七个志愿工作者来记录来访人的谈话，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得不到谈话机会而不得不在晚上走了。他们的所述并非完全有用，其中有很多是重复的，但是他们不这样做便不满意，而我也体谅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