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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人对性爱也非常重视。在我国汉朝的画像砖中,常有一种人首蛇身的画像,下身的两条蛇躯紧紧缠绕在一起,分明是正在交尾的情形,而上身的人像,据考证分别是我们传说中的始祖伏羲和女娲。这类画像告诉人们,正是祖先的神灵在性爱的欢乐中创造了天地万物。
然而,在孔夫子“男女授受不亲”的理论指导下,在理学群儒的歪曲说教下,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性压抑时期,直到本世纪7O年代,在性的问题上还笼罩着一层虚假的道学气氛,一般男女彼此交往时,就仿佛对方根本没有性器官似的。那时,你要是胆敢说某位女士很性感,她非给你一个耳光不可。
世易时移,今日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我们在一成不变的肯定性判断中生活过久,我们心灵栖息的小窝充满了霉味,我们突然发现一个人最基本的、最终的、最不可剥夺的自由是说一声“不”,生活一旦转换成否定性判断,我们就悬在了半空,这很容易从人最本真的性爱关系中显示出来。
然而,因为变化过快,事情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种悖论走向另一种悖论。今天的问题不是性压抑,恰恰相反,性的泛滥是以爱的压抑作为沉重的代价。
性与爱的背道而驰日益明显。人们不把性忠诚当回事了,自然也不会把爱情当回事了。性的短暂满足与爱的渴望长久,性的操作性和具体性,与爱的理解性和感受性,就是一对永远的矛盾体了。
人类在使原子裂变产生巨大能量的同时,也震惊地觉悟到另一个更可怕的事实——性爱的裂变。我们也渐渐觉悟到了这一点,只不过比西方人晚了几十年而已。
两个悖论
弗洛伊德泛性论在西方造成的不良影响有目共睹:几乎在一夜之间,人们从闭口不谈性问题,突然转为狂热地着魔于性问题,从“我爱你”一下子变成“我要你”,一下子把性从性爱中“成功”地分离了出来,并从此取代爱,遂导致性的放纵、爱的荒芜和人的冷漠。
那么在中国,问题显然要复杂一些,当下我们的婚姻观和性伦理道德,正处于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态,既没有传统的统一和安定,又没有西方国家那种比较能使大众习以为常的开放和自然。
我们的矛盾在于:既对时髦的东西吸收过快,又对陈旧的东西牢守不放。因此,我们在性与爱、性爱与婚姻的关系上,观念进进退退,行为不论是非,典型的“包二奶”现象,是现代商业社会里性爱分裂的畸形产物,最具“中国特色”,西方不存在这一现象,所以它并非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只是封建残渣的死灰复燃,这一点,尤令人深思。
这是悖论状态之一。
悖论状态之二:作为现代中国人,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培植比西方人来得要晚和没有丰厚的基础,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不断增强,一方面又觉得个人的“我”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我们在急速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无法以苍白的情感,对时代的缺失进行创造性的补偿。因此,我们很难在心灵上向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只好求助于金钱和性这类更快捷更直接的刺激物。
无须讳言,我们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心照不宣的价值观:市场的可怕不在于出卖,而是卖得太便宜,而一旦卖得太便宜,对不起,宰你没商量,那只能是“假冒伪劣”之类了。
我们也从来没有今大这样摒弃道德和爱的性放纵,爱是“软件”,看不见摸不着,而性才是“硬件”,实实在在。我们在操作性时,由于越来越乞灵于做爱技巧,已使它变得越来越“非人化”,人们企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孤独、焦虑和疲惫,实际上反而加剧了这种困境。
性与爱,男人与女人,就像金币的两面,既是一种对称,更是一种悖离。
“它必须是吗?它必须是。”贝多芬说的是他暮年的第135号作品,这基于他对艺术必然性的深刻理解;而我们这样说,则既基于困惑,又基于消解。
我爱你
有人说:“我爱你”这句甜言蜜语,是最当不得真的,这句许多爱情中人婚姻中人的口头禅,其实连承诺的意义也不具备,更不是一种保证。
此话说得不无道理。生活已变得如此随随便便,我们已习惯了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信口开河,有时可能是自欺欺人,有时完全是没心没肺。
时代浅薄的良心,既反映在把“我爱你”挂在口头的撒谎者身上,同样也反映在指出这个事实的旁观者那里,因为我们常常以看破红尘的洒脱自居,不再相信爱的真实、执著,以及它不可抗拒的力量。
而且,正因为爱的个人意义的急剧消解,我们才更需要煽情和蛊惑。在一本汽车杂志的封面上,你会看到令人心驰神迷的性感女郎与轮胎相依相偎,你理不出女人与轮胎的关系,商品操纵下的时尚,不与你讲感情,甚至不与你讲逻辑,它只要煽情和蛊惑。这是我们在拼命地挽救自己对世界行将麻木的感受性。
事情就这么可笑:现代社会疏离了人与人之间的情和爱,反而使大多数商品显得温情脉脉。
对此,你只能说好。
我恨你
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互相仇恨,比彼此互敬互爱,更有助于人性的发展和深化,更能推进这个需要强大驱动力的世界。
问题是,爱情是没有的,只有恋爱之人;恨也是没有的,只有薄情之人。当一个人,被恋人或配偶无情抛弃,我们很容易认为他(她)不成爱便成仇,事实上他(她)可能只有一点儿哀怨或气恼,而且这大概还是若干年前的事了,现在则基本上是冷漠或不屑。
我们爱不起来,是一种悲哀,我们也恨不起来了,同样是一种悲哀。我们早已丧失真正深刻的心理价值,无论它是忠贞的典范,还是高尚的堕落!
强迫自己变得平庸,也是一种时代潮流。
平庸中也隐隐有点儿不甘心。当你的情人或配偶说恨你时,你肯定会觉得比听他(她)说爱你更值得你重视,因为这至少还意味着,他(她)的心里有你这个人,你得到了别人的重视,证明了自己的存在,甚至是——如果我这样说不太过分的话——获得了某种价值。
一个被采访的影视界大腕就曾坦率地对我说:他有过许多情人,几乎每个季节换一位,大部分女人他已忘记,只有少数几个记恨他的女人,他还不时想起她们。我不知道这是他人格的消沉,还是纯粹的骄傲。
但愿我们能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想想自己是否已处于游戏的规则里,“越位”的位置?
现在,关于如何做爱、提高做爱质量的出版物真是汗牛充栋,对性高潮的追求已到了如履薄冰的地步,不少男人女人都把彼此是否能达到性高潮,作为一种自足的性信仰来对待,恨不能变成一台得心应手的性机器,想什么时候开动就什么时候开动,想什么时候关闭就什么时候关闭。
然而,这种做爱态度,与个人体验到的性激情和性乐趣的多少,恰恰成反比。对外在技术的过分强调,实际上是内在精神阳痿的表现。
“做爱”这个词实在是准确得不得了,就像“做戏”一样,既然是“做”,你千万当不得真。做爱者连同他们的技术,有一种计算机化的趋势——注重程序和反应时间:男人如果不能符合时间表的要求,就会觉得丧失了男性的资格;女人则因为男人超过一定的时间还迟迟没有行动的表示,而感到自己丧失了女性的魁力。有一对夫妻竟编排出这样的纪录卡:这星期做过几次爱?前奏性爱抚时间是否充足?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人怀疑,在最为自然的两性关系里,究竟还有多少自发性可言?还有多少盎然的天趣?
一个想当然的误区是,人们总是把做爱同一种与人共享隐私的性质联系在一起,比如说嫖客和妓女,他们谁也不会对别人厚着脸皮说他们是在做爱,好像只有夫妻和情人之间的性活动才配使用这个有感情的词儿。另外,也没有人把这个词儿用在动物的性行为上。
但你不得不承认,做爱,因为无爱可言,只剩下那个玩点花样的“做”,同泄欲完全是一回事儿。
做爱实际上包含两种不同的关系模式:一种是性的寻求刺激和缓解:一种是爱的寻求沟通和培植。在一个高度刺激的时代,人们根本不再需要那些已经构不成刺激的东西,所以大家只追求前者,性开放也就变成了性消费。
现代社会,外在的物质世界,早已不能满足人无限膨胀的欲望,终于,连自己也开始消费自己了。表面上算是夫妻或情人,心里却并不动真格的,不过是一种消费的外衣,一种有包装的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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