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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4部分（第2页）

军政委高兴地说：“这比缴获敌人一门大炮都好，我们正缺这个东西哩。”接着又问，“你抓的那个俘虏呢？是不是个当官的？”

“押在交通队，是个白面书生，不象当兵的。”我答道。

“快去把他押来！”

我把俘虏押来了。一进门，那个家伙浑身打颤颤，是个胆小鬼。

在军政委盘问下，他先是说在连里当文书，后来才供出是旅部参谋，副旅长的随从。

“那你们副旅长呢？”军政委问。

“在突围的半路上，就被你们红军打死了。我一个跑到路边树丛里躲藏，不想你们那位小同志见了，就……”这个副旅长的随从，说着低下了头。看着他那脓包的样子，我心里直发笑。

“把你知道的情况谈一谈吧。”政委一边给他倒了一杯开水，一边示意我到伙房弄点吃的，款待这个“高级”俘虏。

后来我们知道，军政委从这个俘虏身上获得了敌人方面的许多情况，知道敌人要进一步加强封锁，实行有计划搜山，向苏区军民发动新的攻势。

黄昏时分，部队下山做饭，晚上就地宿营。军政委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家不就在苏家埠吗？想不想去家看看？”

我很想回家看一看。敌人四次“围剿”后，家乡已被占领，地主、民团象虎狼般地欺压人民群众，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我家中有父亲和一个弟弟，如今也不知是死是活，心中常常惦记，可是现在怕不是时候。

军政委象是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总有一天，咱们胜利了，就能在人民的土地上，自由自在走来走去，人民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为了这个，咱们就得好好干！”

“是啊，我一定要好好干，非要把革命红旗插遍全国不可！非要革命到底不可！”我在心里宣誓。这一夜，怀念、感慨、兴奋一齐在我的心中翻腾着，久久不能入睡。

奔袭太湖那是在郝集战斗不久的一天，部队刚刚在一个地方住下，我从外面回来，经过首长的屋子，就听到吴焕先政委的声音：“英山是不能打了，咱们另想办法。”

“我们到太湖去！”这是徐海东军长的声音。接着屋里一片沉默，然后是一阵细语，首长们象是研究着什么事情。不一会，听到徐军长喊传令兵，我赶紧走进屋子。首长说：“通知各团，立刻做饭，吃罢饭就行动。”

当天晚上，部队行军九十里，隐蔽地进到太湖面北的回龙湾。第二天部队又来了一个一百三十里的急行军。拂晓前赶到了太湖县的郊区。后来，我们才知道，部队进至英山城下，发现城内驻有重兵，设防严密，强攻城池必然会造成重大伤亡，这才有放弃攻打英山、奔袭太湖之举。太湖是敌人后方，防守比较薄弱，而且那一带物资比较丰富，可以解决部队的供需。

在离太湖七、八里的山边上，我们看到河东有三盏大气灯，通光明亮，远远望去，人影摇动，这是敌人在赶修防御工事。我们加快脚步，悄悄前进，队伍中除了沙沙的脚步声，就是从后边传来的口令：“跟上队伍，不要掉队！”一会儿就把汽灯甩在后边了。部队翻过了一座山，看见山岗下边黑压压的一大片，还有大大小小的亮光在闪烁着。我们知道，攻击的目标已经摆在眼前了。

“传令兵！”一听吴焕先政委的叫喊，我们交通队的几个战士立刻齐声答应。军政委说：“快告诉徐军长，占领东门以后，烧一堆火作讯号。”

这时候，二二三团快步前进，从县城的西南方分两路奔向西关和南关。一会儿攻城的号音响了。战士们象离弦的箭，向城墙冲上去，搭人梯，套绳索，有的还立起大圆木作爬杆。守城的敌人，约有一干多人，见红军爬上城墙，慌忙向城里逃窜。

东城门上的火堆燃烧起来了！一阵呐喊，战士们向街中心冲去。这次大家有了经验，一面冲一面搜索，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十字街头。太湖城内，一片欢腾。

红军的远程奔袭，将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敌人还闹不清楚眼前发生了什么事，就作了俘虏。伪县长和秘书长被红军从柴禾堆里掏出来，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我们几个通讯员，随军政委从南门进城。一进城，军政委就要找县政府，走不多远听到一座小楼里有电话铃声，用手电筒一照，是县电话局，里边还亮着灯。考虑到里面有敌人顽抗，我们先用枪打灭灯光，然后搭人梯翻过高墙入屋，打开大门。军政委走上楼拿起电话筒，和周围的县城通起话来了。

“喂！我要罗田！罗田吗？我是太湖，我是太湖！我们被共军包围了，请你们快来援助。”政委故意发出惊慌的语调。对方的回答是，他们那里也很紧张，已经自顾不暇了。政委又向黄梅、宿松、潜山等县打了电话，回答都是大同小异，不是说长官不在，就是推托无人。政委打了好一阵电话后，露出笑容，风趣地说：“他们都不来，那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天再说吧！”

战斗结束后，部队打开敌人的全部仓库，缴获了大批棉布，使每个指战员得到一套夹衣料子。经自己动手裁剪、缝制，我们都穿上了新装，黑的、蓝的，卡叽的、斜纹的，形形色色，一派簇新，显得格外精神。我们还在太湖城内发动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对周围的几个县影响很大，一些群众都自动开展抗捐、抗税和分粮的斗争。到十月间，我军在英山、太湖交界地方，建立了一块纵横三十里的游击根据地。

传播革命友谊的怀表　徐文伯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块不锈钢壳的怀表。这块表，看上去平平常常，谁知道它却凝聚着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深情厚谊，并铭记着我父亲徐海东及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还得从瞿秋白同志谈起。

那是一九二○年冬天，瞿秋白同志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乘坐中东铁路火车到了莫斯科。当时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面临很大的困难。为了响应苏联政府收集金物的号召，瞿秋白同志主动把自己的一块金亮怀表交给苏联政府，于是苏联政府就回赠他这块钢质怀表，作为纪念。

一九三○年九月，瞿秋白同志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会上基本上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将这块怀表转赠给共同反对过立三左倾错误的老战友沈泽民同志。

一九三一年，沈泽民同志带着这块表到鄂豫皖边区工作。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地方武装组成红军第二十五军，我父亲任军长。沈泽民同志留下担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我父亲和沈泽民同志同心协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斗争，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三三年，沈泽民同志将此表又转赠给我父亲。从此，我父亲就带着这块表，指挥红二十五军，同二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中旬，沈泽民同志在鄂东不幸病逝。从此这块表便又成为我父亲纪念沈泽民同志的珍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我父亲带着这块表，同吴焕先等同志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一九三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