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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部分（第2页）

美国比我想象的还要现实，没有断然拒绝。而是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赔款、撤军和停战等等，好像是美国胜利了一样。估计比日本还能胡绞蛮缠的，也就美国了。

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日本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反而提出缴械等八大要求。

一来二去，双方的条件都现实了许多。

美国只保留了停战谈判的要求，日本也说，可以保留随身武器。但两方的谈判条件相去甚远，美国也缺乏诚意。秘密交涉很快就被终止了。

美国提出这些要求，一来是拖延时间，能停战正好加强防御；二来是明白菲律宾守不住，希望能把当地驻军，撤退到澳大利亚，与澳军合兵一处。

这些要求，都被日本拒绝了，美国也就无意交涉下去。至于日本提出的全面停战和谈的想法，美国考虑都没考虑，就一口回绝了不得。

我提出这一要求，是为了向美国示好，也是表示中国的歉意——在菲律宾问题上，中国是保证过的。对于最后的结果，我倒没有什么期望。

关于中国贩卖武器装备给日本，美国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抗议。

这个问题很麻烦，董浩然考虑以后，决定董氏完成以往的军火交易后，不再接受日本新的武器订单——包括日本此次的订货，董氏也没有接受。这是一个姿态，董氏的主业在中国，但董氏是在美国起家发展起来的，美国部分占了近三分之一，也不可小视的。加之，董氏与美国的关系错综复杂，没必要为了挣点儿小钱，破坏了关系。

我的长子董浩然是39年举家回国的。董氏的主业在中国，总要熟悉熟悉，再者说，太平洋局势紧张，他待在美国，也不方便。

日本人的抵抗是艰苦卓绝的，他们使用了一切手段，阻挠武器禁运议案的通过。然形势比人强。在我强有力的暗地里支持下，8月下旬该议案顺利的在众议院通过。

日本人还不肯低头，企图负隅顽抗，9月初参议院一审未通过。但我怎会罢休，不等日本人高兴，9月11日，《武器禁运法案》就在参议院通过了。该议案规定，从1941年11月1日开始，中国应严守中立，禁止一切武器运往两国，无论该武器是何时签约，这一法案为期六个月，到1942年5月31日结束。

然后，视效果再讨论决定，是否将其定为永久性法案。

这下子，日本可就慌了神。

当天下午，近卫的越洋电话，就打到我这里。

如果说近卫在电话里苦苦哀求，那是不现实的，但其言辞之恳切，可以用低声下气来形容。

好说歹说，我总算答应试一试。但我警告近卫，议案交到了总统的手里，我也没有把握。如果总统坚持签署，或者已经签署了议案，那就谁也没有办法了。

当晚，近卫在电话里，尽量的镇静自若，但听我说“成了”，还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其紧张地心理表露殆尽。

今卫紧张的不是武器禁运。六个月的武器禁运期并不长。日本暂时还是居于优势地位。就算这一法案的的通过执行了，短期内也不会影响战争的进程。

法律和政治，都很讲究先例。在法律上，一个先例，往往会成为后来法官的判案依据。在政治上，也差不多，都会为后来者不断引用。一旦武器禁运成为法案，就会成为一个合理合理依据从而被不断引用。

夸张地说，中国一直在美日之间保持中立立场的，略偏向于日本，武器禁运极有可能成为其偏向美国的一个转折点。

实际上，单单是《武器禁运法案》六个月后成为永久性法案，就绝对不是日本能接受的。甚至于，中国进一步把武器禁运，扩展到贸易禁运，那日本就不战自败了。

如果日本一败涂地，中国参与其中，痛打落水狗，对日本宣战，也不是什么希奇事——中国要保持地区平衡，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参战势在必然。

政治这东西，当时看起来异想天开的事情，也都发生过的。

近卫松了口气，可不是我想要的。

我很直白的提醒他，即便总统同意不签署议案，国会三次通过后，也会自动成为法律的。而且，中日间关于台湾问题展开谈判的消息已经泄露，我是暂时给按住了。但这样的事，有一就有二，谁也不知道会在何时被披露出来。如果日本不能在短期内解决此事，后果不容乐观的。

近卫连声说道：“是是是！”

近卫撂下电话，擦了把汗，心想，‘民主有什么好的？言论自由，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嘛……若是中华帝国哪里能有这许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