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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战史，日军在衡阳会战之伤亡人数，为各次会战之冠。而我军仅一万七千余人，战场范围亦仅数二平方公里。都是最大或最小纪录。）

敌国宣布衡阳守军投降，我也人云亦云，未能追究事实经过，竟将我忠勇奋战的官兵，生者、伤者、死者皆打入十八层地狱不能翻身、羞于见人，这是谁的恩赐？“不分是非者”。敌国战史记载，并无我投降的脏字，反而在其记述中云：“互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的珍闻。”

专论“投降”，投降！古今中外种类繁多，有卖国求荣之投降，有保存实力而投降，有因处境险恶被迫投降，有政略性投降，有战略性投降，有真投降，有假投降。投降！虽是可耻的行为，但必须视其投降目的何在，不可一概而论。投降！有的还有其尊贵意义之一面存在，吾人应该详查其真正动机何在，而使评定其是非，岂可皂白不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皇帝因无力续战，为保全国家元气，向同盟国做无条件之投降，而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富强国之一。

昔三国时代，关公（关羽）为维护二皇嫂之安全，被迫降曹，因其为义之一字出此下策。后人认为关公义薄云天武功盖世，尊之为武圣，千百年来受万家香火祀奉。

越南，前为法国殖民地。法国派越南占领军某少将（忘其名），于越南奠边府与越军交战，法军超过了命令规定之守备期，因弹尽援绝，该少将投降越军被囚。后来越政府释放其归国。该少将回国时，法国朝野如疯似狂，用大字标语写道：“我们的英雄回来了”。并非投降者就是英雄。法国政府及其人民认为该少将于奠边府之役，已尽到他职责上最大努力而无责任，因无力继续作战，放弃奠边府被迫投降越军。以现代战争而言，势所必然，否则只有徒增不必要之伤亡，法国朝野是非责任分明。

我第十军之守衡阳，悲惨结局！卖命不讨好，死的死、伤的伤、侥幸生存者，所得到的是什么？一个个都成了“狗熊”，汗颜见人，永远不能扬眉吐气。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决计牺牲小我，拟用我们三人之命，来拯救近万可敬可爱部属生命之安全，出此停战下策，是错吗？还是对呢？愿国人公正评判之。我冒昧武断言之，第十军与强敌血战四十七昼夜，歼敌五万所谓之“大勇”，在无续战能力之情形下，向敌提出有条件停战，来维护可敬忠勇部属生命之安全，可谓之“大仁大义”，我等军师长又错在哪里？关公只不过是仅维护二皇嫂之安全耳，岂能与近万忠勇官兵生命相比拟？向敌提出有条件停战，不是向敌屈服，乃以互惠为原则。如不能达成协定时，则继续作战，敌人亦处于进退两难极端困境，欲罢不能进取不得，在积尸如丘之战地上，敌战场指挥官也极寒心。趁我提出停战之机，接受我条件，藉此结束此战。彼虽提出非互惠条件“缴械”，而我达到主要目的，允于所求，在那种千钧一发之战况下，我全阵地皆在岌岌可危、险象环生中，又无可调之兵增援，随时随地都有被突破之危。一旦阵地一破，我必自乱，乃敌人屠杀良机。只要敌人答允不伤害我官兵，就是要我等军长的“人头”亦毫不考虑的给他，结果，我等军师长有赖条约之维护，沾光于我官兵，得免于死，可是那种被囚禁滋味，以及被人歧视的无形侮辱，在精神上所感受了打击，还是当时死了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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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十军将士发言（2）

衡阳停战，据传闻敌国宣布衡阳守军投降？其措词如何说法，迄今我尚不详。惟敌国新闻界，曾有“方先觉率师投降”之语，简直荒谬之极，方军长率的是何师？前面曾说过，停战前，班的建制都没有了，各步兵连中残存者仅互不相识之官兵，十人八人耳。停战后，敌解除我武器，囚禁我将领，还故意放纵我官兵自动星散，则更扯不上方军长率师投降了，足证为无稽之言，我军曾参战衡阳之各级官员现在台湾者，最少尚有百余人，皆可作证，证明我言之不虚。

从另一角度而言，若是我第十军彼时还有师之存在，或能称之为师，哼！他皇军则休想占领衡阳，尚不知要战至何日为止。他皇军势必付出，尸积如山之惨痛更高后果。但是，我还是钦佩敌之攻心成功，手法运用之妙，他那轻描淡语投降的几句话，将我朝野脆弱缺乏是非感之心击溃，事后又不追查实情，成为人云亦云之盲从者。

以情理而论，纵然公论为，方军长及周葛二师长有处理善后不当之过失，也只能责备我等三人，我一万四千余伤亡官兵，及三千余侥幸尚存留人间以死与敌相拼之忠勇将士何辜！这些都是停战之前的事实，伤亡者，抛头颅流热血；侥幸者，随时随地皆在生死之间与敌奋战。其后果不但未能得到应得之荣誉和表扬，反将伤亡者、幸存者之功勋付于东流。不仅为此，每人还戴上一项降官、降兵、降鬼的臭黑帽，以致生者羞于见人，死者不能瞑目。这种违反情理的想法做法，该是何等残酷哟！这究竟又是谁的恩赐？敌人？政府？国人？长官？我认为四者皆有。

委员长蒋公，希望我军能固守两周？这“能守”二字的含意，他老人家认为，我军目前战力不能固守两周，因战略上之需求，而又希望能守两周。事实上，在无任何支援之情形下，我军苦守了六个星期又五天。于情于理，衡阳之失，我军没有任何责任，而且战果赫赫。假若我军趁敌之第一次总攻顿挫，伤亡惨重，斗志消沉之时机，战至第十六天之后，略事部署突围，抬着伤兵，可以大摇大摆走出衡阳，方军长一点责任也没有，亦没有投不投降之争论了。谁叫我们这些傻瓜不懂得投机取巧，硬要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拼斗到底，以致因援军不至，弹尽粮绝，在敌人昼夜强攻猛烈炮火之下，全军覆没！还身染投降臭味，被人所不齿。失地、丢命、损名，怪得谁来，纯系自找苦吃！我等三十九年来，并无一字一语之怨言。但是，能不为我伤亡及幸存之官兵叫屈吗？

这也难怪，反正损命损誉者乃他人之子、他人之夫、他人之父，与已何干？坐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幸灾乐祸，失去民族亲爱精诚、同胞间相爱相助的情谊，正义何存？倘若他有子弟参加衡阳之战，方军长这停战措施，他不高喊方将军万岁才怪呢！

非我蓄意无礼指责于人，衡阳那种丰硕的战绩战果，我国朝野竟忽视其民族性与历史性，斤斤在那虚表名词上计较，舍本求未之观点，事实俱在。敌国战史记载，反而为我第十军多方表扬，这该如何说法？我的解释是：敌人着重事实，我却在虚表浮文。

说老实话，我等军师长在那种全线战况岌岌可危之当时，并不在乎什么“停战”、“投降”等名词，目的只在确能维护我无续战能力，近万名伤残忠勇官兵生命之安全，敌人提出再苛刻的条件，我等也会答允，大不了要我军师长的人头，除此强敌免遗后患，我等亦早已准备好了，不至于临时失措。

敌人彼时不知我军尚有多大的潜力存在，不敢逼我至绝境，他也懂得“困兽犹斗”的道理，如不停战，势必还要大量增加其伤亡，更难以向上级交代，可见敌亦处于欲罢不能之境，故藉我提出停战之机，顺水推舟，结束此战。

敌失去大屠杀之机会后，乃采取解除我武器，囚禁我将领，星散我官兵的毒辣手段，彻底瓦解我第十军这个强敌，永除后患。

敌国历史记述，其最后标题：“苦难的衡阳战役，终于告一段落。”书中未写方军长投降，而且我所提出之停战，亦只字未曾提及。

为第十军将士发言（3）

敌国认为，我第十军衡阳之战，战斗上超级成功，做到了不可为而能为之的超级战斗，尽到了超乎情理之外的固守职责，在无续战能力之情形下，用任何方式结束此战，都是正确的，以免做不必要之牺牲。故对我第十军无侮辱性之文字。

敌国战史，也曾提到投降，请看它是如何写的：“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