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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部分（第2页）

（5）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1）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2）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3）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4）〔从日本〕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5）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的设置等）。

（6）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1页。＇

这就是所谓《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二、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一）河北事件

日军在华北进行侵略扩张，基本手段是制造阴谋事件，以此为借口，进行讹作，劫夺权益。在河北方面利用的借口和制造的阴谋事件主要有：孙永勤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等。

孙永勤系河北兴隆县黄花川人，自幼习武。当日军侵占热河后，在家乡组建“民众军”，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扣支持。

1934年2月，中共冀东特委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会见孙永勤，民众军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冀东特委选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加入这支队伍，经过整编，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4个纵队，队伍发展到5000余人。救国军击退了日伪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战绩卓著。

1935年2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月，在茅山地区遭5000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庇护等大作文章，对中国政府横施压逼，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胡恩溥系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住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

1935年5月2日晚，有人潜入其住宅，向胡连击数枪后逃逸。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重毙命。白逾桓系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长，住日祖界须磨街22号。5月3日凌晨4时许，有人潜入住屋，连击3枪，当日本警暑人员赶到现场时，白已身死。胡、白死后，两家汉奸报纸即告停刊。胡、白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经常往来于伪满地区及日本，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被杀，日本即借机说这是中国排日运动的表现，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将平津等地区纳入“非武装区”。

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孔祥熙财政部长会见美国大使詹森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版，第18页。＇

（二）何梅协定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来压迫中国政府，1935年5月29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计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住所北平居仁堂，会见了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形式提出了日本的通告和要求。基本内容有：

“第一，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贡任，发生了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

“第二，明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原著者注：1902年7月12日订立，包含镇压治罪权。＇　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听必要的行动。”

同时又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员。

2。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3。希望事项：驻平津地区的第51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上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5月30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飞盘旋，对于学忠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