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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3页）

多少年来，关家桥的老百姓只要一提起这事，一个个仍是不寒而栗。麦收一过，虽然离着秋收还有段日子，但半生不熟的棒子、地瓜以及柿子、核桃、梨、苹果却能接上茬了。老百姓终于可以饿不死了。

。。。。。。

1960年的秋收是个平年，但在老百姓的眼里却是一个最大的丰收年！

还有件高兴的事从天而降。这天一大早，县里开来了一辆吉普车。来到后就到处的找季风。最后，在后山的山坡上找到了他。当时，他刚要解开羊圈去放羊。

“你是季风吗？”同行的两个人表情严肃。

“是呀……”

“我们是县委的。奉上级指示，从即刻起，给你摘去‘右派’帽子，立即返回原单位。”

“你们说什么？”季风以为是在做梦。

“从即刻起……”县委的两位干部又重复了一遍。

季风呆呆地站在原地足有一两分钟：“是……是真的吗？”

两位干部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干吗要开玩笑。瞧，这是上头的文件。”

不错，是份红头文件，季风记得当年打成他“右派”的也是份红头文件。

用“喜从天降”来形容季风是丝毫不夸张的。如果这时的当事人有心脏病的话，绝对是要犯病的。

“那……那我去和乡亲们告别一下。”

“恐怕来不及了，还是请季风同志抓紧收拾一下行李，立刻上路。”没想到县委的两个同志毫不通融，“我们将负责把你直接送到益都火车站。”

“为什么？”

“你就别问这么多了，反正这是上级的安排。行啊，摘帽了，好事呀，你就快点吧。”

就这样，季风几乎是被十分突然地押离了沂蒙。这种突然性丝毫不亚于当年被打成右派时。真是成罪也匆匆，平反也匆匆。

以后季风才了解到这是上级有关部门为了怕平反时“右派”闹事，采取的“突然平反，即刻回家”的办法。像季风等单独改造的“右派”还好说，而那些集中在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就是防范的重点了。

季风很快给村里和我爷爷写了一封信，对此事作了解释。别的什么没说。那时的人都不敢再说什么了。

我爷爷很快回了信，信上说：“此乃好事，应感谢这个突然……”

。。。。。。

进入到1961年初，形势又有所好转。当时由刘少奇出面主持全面工作。很快，务实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班人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民经济政策。在农村，政事更是大踏步“后退”，实行“三自一包”，社员可分得自留地、自留畜、自留村，可以开出小片荒。

崮下村没别的，就是有荒地。所以，多年来，崮下村老百姓自己的荒地一直比别的村多。这时，原支书穆蛋又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穆三胖又去扛他的苏式步枪啦。

最倒霉的是公社蒋书记蒋大喇叭，他于1961年4月被抓，罪名是“领导不利，饿死人太多”，两个月后被枪毙。整个审判程序很快，甚至说没有经过司法程序。

蒋大喇叭终于哑巴了，但关家桥公社的老百姓却对他恨不起来。那些平日里骂他的人，反而在他死后，常去他家看看，送米送面。其个中滋味，只有经历过这场灾难的人才能体会到……

第六部分

第52章

成长在铁道游击队的故乡（1）

稀里糊涂的，铁道游击队的故乡枣庄，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至今，我在填各类表格的“籍贯”时还是犯愁，是填沂蒙呢，还是填枣庄呢。填沂蒙吧，我既没在那儿生也没在那儿长；填枣庄吧，那儿确实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家。

我生于1957年元旦。按阳历算，是属鸡，但按阴历算，却是十一月，就是属猴。

因为生在元旦，我的名字最终被定为“新年”。这是在我快满月时才定下的。因为我出生后，爸爸非常高兴，便专门给老家的我爷爷写信报喜，并请他为我这个长孙起名子。不料我爷爷回信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一定要那么讲究。名字嘛，就是个记号，是个称呼。既是元旦生人，干脆就叫新年吧。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这段时间，是我爸爸妈妈工作、生活最为顺心的日子。那时我爸爸已在枣西煤矿担任了矿行政办公室主任，这为他在后来担任分管行政和后勤的副矿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枣西煤矿是枣庄矿务局较大的一个煤矿，位于枣庄以西、薛城以东（即小说《铁道游击队》里的临城）。以生产肥煤著称（有点近似无烟煤，上海的钢铁厂最喜欢要，再则是支持越南，当然，这已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我妈妈那时在矿工会工作，矿上没有专门的妇联，就在工会设了这么个位置。矿上的女工不多，所以我妈妈的工作不是很累。

我妈妈比我爸爸小九岁，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