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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广州十三行：（2）

他委派内阁大学士石柱先生等一行到了广东、福建沿海地区考察，为开海禁，设立海关做好准备。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康熙帝主持召开内阁大臣会议，讨论开海贸易，设立海关问题。

这次内阁大臣会议大臣们和康熙帝意见有分歧。时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由地方官吏私下操纵的出海走私贸易已成风，国家的大量税收流失、沿海地方官吏为保既得利益，以种种理由试图阻碍康熙帝开海贸易，设立海关制度的主张。这内阁大学士石柱不知这次福建、广东一行得了这些地方官吏多少好处？竟帮他们说话，竟也不支持康熙帝开海贸易。

康熙帝问石柱：“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

石柱回答：“海上贸易自明朝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康熙皇帝非常不满石柱的回答，对石柱说：“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最后，康熙帝一针见血指出：“边疆大臣们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者当断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

康熙决心已下，谁也阻挡不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开海贸易，设粤、闽、浙、江四海关。这标志着自唐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一千多年的市舶制度的终结和中国海关制度的创始。

粤海关当时设在广州的次固镇，地点约在今天广州起义路与泰康路交易处。粤海关设专职监督一人。此职多为满族人担任，其地位与行省的督抚大员相等，不用受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总口、乌坝总口、庵埠总口、梅蒙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等7个总关口，各大总关口下辖的小关口有70个。其中虎门口和黄埔口则隶属省城大关口，是最重要的关口。

广州十三行就是当时全国（后来一关出口）的中国唯一洋行。

康熙帝可以说就是十三行的创始人！

（二）

“十三行”，这个令当年中外为之注目的名字，曾让多少外国人为之垂涎，曾让多少中国人，上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皇帝，下至千千万万国民为之倾倒的名字。她像一个幽灵，是康熙大帝从他的宝葫芦中释放出来，一直在那个时代的中外人们心头中飘拂了整整一百多年，鸦片战争的战火才结束了她的使命。而今，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但人们一提起她的名字，心底里还有一丝酸溜溜的感觉。

关于广州十三行这个命名的来由，学者们有种种不同的意见，有认为是以洋行商有十三个而得名的，亦有认为是广东经营商业的三十六行中之十三个行等等。但得到学者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按《粤海关志》记述：“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总之，“广州十三行”是作为广州具有经营进出口贸易特权的机构的统称，并不反映确切的“洋行”数目。

说到底，这是康熙帝既想开海贸易，又想限制外国人胡来的特殊产物。康熙帝在采取开海贸易时，心头还担心，如果开放贸易，中国人接触了外部世界，将会增强反政府倾向和力量，所以在开海贸易中国时必须严格进行种种限制。一方面限制中国人出洋贸易和居住，严格规定出洋船只的大小、型制和装载货物的品种、数量、水手客商人数及往返期限。另一方面限制来华外国人的活动，指定在广州一口通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种类，对外国商人在中国的行动起居制订规条、稽查防范。特别是设立行商制度，使来华的外商只能和指定的行商贸易，不准和其他人往来。外国进口货物由行商承销，外商购买内地货物出口，亦由其代购。甚至外国商人交纳关税、办理交涉也必须通过行商作中介，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这批行商的统称就叫“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3）

早在明代，在广州就有较繁荣的以贡舶贸易为主的中外贸易集市，地点在今天广州荔湾区十八甫路一带，当时这里是珠江岸边，居住在澳门的外国人带着货物乘船在这里登岸与中国牙行商行开展贸易。明朝政府专门建驿站供外国贡使和商人居住的贸易，称为“怀远驿”，有房屋120间。现今十八甫路还有一条名为怀远驿的街。

康熙帝决定开海贸易之后，原来接待外国贡使的怀远驿是不能接待外国商人的，按照清礼部贡典，欧洲商人在礼部贡典无名，又无金叶文书，不能用官方形式接待，只能投居洋行商人的行栈或租行栈等。于是，广州的洋行商人纷纷在广州城西的珠江边被称为“十三行”的地方建房屋，租与外国人居停贸易。外国商人称这为“商馆”，中国人称之为“夷馆”。商馆朝南而建，由东至西面江排列。遗址在今天广州文化公园及十三行路一带的街区。

据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32年的记载夷馆从东至西排列的，为：小溪行（或称怡和行）、荷兰行（或称集义行）、英国行（或称宝和行）、周同行（或称丰泰行）、老英行（或称隆顺行）、瑞典行（或称瑞行）、帝国行（或称孖鹰行）、宝顺行、美洲行（或称广元行）、明官行（或称中和行）、法兰西行、西班牙行、丹麦行（或称兴行）。

（三）

开中外贸易最早的数葡萄牙人的海盗式贸易。从16世纪开始，欧洲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疯狂追求财富积累使他们试图叩响东方的大门，进行海盗式的经济贸易，并同时进行殖民扩张。嘉德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首先到广东屯门海面，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浸湿了货物，借澳门晾晒；万历五年（1577年），又买通澳门守将王绰，代为和明朝政府请求，以每年515两银租借了澳门为居住区。从此，葡萄牙人一直占据澳门，并开展对中国贸易。

法国早期对华关系主要在宗教方面，明末清初已有法国传教士踏足中国。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路易十四委派“安绯得里底号”船主洛克为使者，及一批耶稣会传教士随同白晋乘“安绯得里底号”来华。翌年初航抵穗，开始了对中国贸易。为了欢迎法国商船员及路易十四的使者。粤海关对法船应纳的关税予以豁免，以示优待，并允许法国人于广州设立商馆。

英国人对广东贸易的梦想，始于17世纪30年代明朝末期，当时葡萄牙开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荷兰和英国。康熙所准四口通商之后，英国商人开初主要是在厦门进行贸易。因广东有葡萄牙人阻挠，再则广东关税高，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在厦门发生了英船“安尼号”与中国水师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之后，英国与印度公司下令所有驶往中国的船只转入广东口岸贸易。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舰“苏姗娜号”大班与粤海关监督商定了六条大大有利于英国贸易的优惠条例之后，广州贸易日超繁盛，当年就有外国船20艘到广州贸易。这一年，英国商人在广州十三行正式开设商馆，作为对华活动的基地。而后100多年间，广东十三行的中英贸易一直占据着中外贸易的主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