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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官如此，百姓如何？

人祸不止，天灾又降。中原各省自万历十年后，年年有灾民流离、哀鸿遍野。史书上频频出现“水旱相仍，大饥疫，人死无数”的记录。

万历十四年，南京给事中孙世祯上疏，说：“承运库买金珠宝玉至十九万有奇，若少减数万，即可活数万垂死之命。”（《国榷》）

万历听不得这个，下诏处孙世祯罚俸。

万历二十一年，又有官员报告，饥民艰难，有以食雁粪、树皮才得以存活的，并将实物及“人相食”图画呈上，企图打动“圣心”。结果是郑贵妃拿出五千两银赈济了一下——以后怎么办，那是百姓自己的事。

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上《忧危疏》，几乎是在哀告了：“流民未复乡井，弃地尚多荒芜。存者代去者赔粮，生者为死者顶役。破屋颓墙，风雨不蔽，单衣湿地，苫蒿不完。儿女啼饥号寒，父母吞声饮泣。君门万里，谁复垂怜！”（吕坤《去伪斋集》）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难以掩饰对现实的恐惧：“脂膏已竭，闾井萧然，丧乱可虞，揭竿非远！”（《明史》）

草民也是人，总不能靠喝西北风过日子，总要让人家有条活路。

国衰而思良相。

到万历末年，人们终于哀叹；世间已无张居正！

——“父老忆海晏河清之时，士大夫追纲举目张之日，有穆然思、慨然叹者。”（吕坤语）

当年因反“夺情”而受杖刑的那个邹元标，在家乡讲学30余年，终与顾宪成、赵南星成为赫赫“东林党三君”之一。天启元年（1621），他再次被起用，当上了左都御史，次年，有感于时事，上疏称“居正功不可没”（《明通鉴》）。天启帝遂为张居正恢复生前原官，并给祭葬礼仪，张府房产尚未变卖的一并发还。

崇祯三年（1630），礼部侍郎罗喻义等再论张居正事，崇祯帝下诏发还张居正亲属官荫及诰命。

崇祯十三年（1640），又应张居正之孙张同敞之请，恢复张居正谥号、荣衔，恢复其子孙锦衣卫袭职。

张居正冤案，至此全部平反，距张居正之死已58年。

但是——晚了！

此时的大明，国势崩坏已日甚一日。内有义军蜂起，外有满州女真进逼；将士不任战，文官照样贪。崇祯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林潞《张江陵论》）。

重返清平之世，可得乎？可得乎！

次年，崇祯十四年一月，李自成大军攻下洛阳，铺开了问鼎中原的雄图。

在洛阳，义军擒住了封地在此的福王。福王常洵是万历帝生前最喜爱的一个皇子，为万历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本想把他立为太子，但受到群臣阻挠未成，于是将他封到富甲天下的洛阳，聊作补偿。之国时，一次赐给福王两万顷良田的税银。万历年间朝廷派出的矿监、税使，所掠来的金银也大多是供福王用的。

而福王仍嫌不足，又上奏万历，要求把抄没张居正的财产，以及江都至太平沿江杂税并四川榷茶、盐井收入全赏给自己，又请领盐引一千三百，设店洛阳，垄断洛阳盐市。天下皆知“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明史•；朱常洵传》）。

义军进逼洛阳时，致仕后住在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写信给福王，劝他捐一些钱粮作军饷，以助守城。

福王爱财如命，就是不答应。死到临头，他仍是“　日闭阁饮醇酒，所好唯妇女倡乐”。军士皆不愿用命，愤怒高喊：“王府金钱百万，就让我辈饿着肚子死于贼手吗？”最终哗变，开城门放义军进入。

福王化装缒城逃出，藏在东郊的迎恩寺，次日被逮。吕维祺亦被俘，见到福王，便激励道：“王死生，命也，名义至重，无自辱！”（吴伟业《绥寇纪略》）

福王呆看吕一眼，默无一语。

李自成见福王是个混吃等死的家伙，下令宰掉了。

福王体态肥硕，重300余斤。义军将福王的一身肥肉割下来，与鹿肉一锅炖了，曰“福禄酒”，大犒三军。

——若万历地下有知，将如之何？

张居正彻底平反4年后，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大军克太原、占宣府。三月十七日，围住北京。城外驻有京军三大营，竟一起反水，反向城里发炮，轰声震地！

城中只有老弱京军约四万和太监三千余人守卫，“守军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十八日，崇祯下诏“亲征”，其实无将可用，阁臣也无计可施，一纸空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