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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部分（第1页）

为民请命

杨万里对国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对百姓则爱民如子，一直在努力践行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伟大志向。

公元1170年，杨万里升任奉新县知县时，正好碰上大旱之灾，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杨万里见牢中关满交不起租税的贫苦百姓，府库却依然空空荡荡，深知是衙役吏员们在中间多有盘剥，他立即下令释放牢里的所有“囚犯”，并严禁逮捕、鞭打百姓，然后发给每家每户一纸通知，减少税额，放宽期限。百姓们纷纷主动前来交租纳税，不到一个月，所欠租税就全部交清了。

虽然杨万里在奉新县的任职时间只有半年，但却凭借其不扰民的政治理念取得了不少的治绩，获得了百姓的赞扬。

杨万里看重人民，同情人民，将国家命运寄托在人民身上，指出官吏敲骨吸髓、压榨人民势必激起人民的愤怒、仇恨和反抗。因此他在为官期间一直坚持不扰百姓、不贪财物的原则，并且提醒皇帝“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

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正，指摘时弊，无所顾忌，为民请命，敢作敢为，因而始终不被重用，但他对此并不在意，因为在他内心的天平上，为民造福远远高于高官显位。

事实上，杨万里视仕宦富贵如敝履，随时准备弃掉。在作京宫时，他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盘缠路费，锁于箱中，藏于卧室，又告诫家人不许买一物，以免一旦离职回乡行李累赘。这样一位高风亮节、不恋富贵的“日日若促装”待发者，和那些蝇营狗苟以求升官、整日患得患失之辈形成了鲜明对照。

杨万里从江东转运副使职上离任时，应有“余钱万缉”，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真可谓两袖清风。退休后他隐于故乡南溪之上，所居之处只是几间能避风遮雨的老屋而已，当时的诗人徐矶情不自禁地写诗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杨万里退休的原因也是和百姓命运息息相关的。

当时朝廷欲在江南诸郡发行铁钱，杨万里以为这项政策于民不便，因此拒不奉诏，这下惹怒了当朝宰相韩侂胄，便将他从江东转运副使改知赣州。杨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拒不赴任，以年老多病为由“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俸禄，等于退休）”而归去来兮，学先贤陶渊明在老家吉水做起了隐士，从此再也没有出仕。

忧国而逝

我们都知道陆游在耄耋之年“尚思为国戍轮台”，在风雨大作的深夜，“铁马冰河入梦来”，离开人世之际，犹然“但悲不见九州同”，嘱咐儿子在王师北定中原之时“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晚年依旧心忧国事，不忘北伐，“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另外两位是范成大和尤袤）又何尝不是如此情怀呢？

虽然杨万里在回乡隐居后所写的《答沈子寿书》中说自己离开官场“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但他即使已“处江湖之远”，内心深处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着国家的安危和百姓的福祉。

杨万里是当朝皇帝宋光宗的老师，所以光宗皇帝在他归隐后曽几次召他进京，但他都“辞而不往”。他之所以如此，并非不愿再为国出力，为君尽忠，而是因为他对当时在朝廷里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权臣韩侂胄极为反感而又深感自己无力与之抗争。

韩侂胄此人是个志大才疏、夸夸其谈之辈，这样的人一旦掌权则极可能误国误民，遗害社稷，因此杨万里对专权的韩侂胄深恶痛绝。韩侂胄筑私家园林南园，慕名请杨万里作记，杨万里毫不客气地予以坚决拒绝，留下了“官可弃，记不可作也（他是带职归隐的）”的铮铮誓言。

公元1206年事，杨万里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他身边的亲人都知道他衰老的身体再也经不起情感上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了，所以凡朝廷上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敢告诉他，怕他一时承受不了发生意外。

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五月初七这天，杨万里的一个在外工作的族侄回家探亲，顺便来看望他。这个侄子不知道家人一直在对老人隐瞒军政大事，便谈到了邸报（相当于现在的党政机关报）上所载的韩侂胄出兵北伐之事，杨万里闻听此言，痛哭失声，愤然大呼：“奸臣妄作，一至于此！”因为他料定想靠侥幸取胜的韩侂胄肯定会兵败如山，误国害民（后来的事实证明杨万里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忧心如焚的杨万里老人当晚辗转反侧，彻夜不眠。

翌日早晨，杨万里老人依然没有心思进食，只是“兀坐书斋”，一言不发，随后，他呼纸手书云：“韩侂胄奸臣专权元主，动兵残民，谋危社寝。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接着又别书十四言告别妻儿，笔落而逝，享年80岁。

第77章　辛弃疾：清官还是贪官

最近，在《辛弃疾是不是个好干部》一文中，作者对辛弃疾的清廉提出了质疑，因为辛词人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带湖之滨有一座面积广大、楼台广布、名为“稼轩”的庄园。

随后，又有一个作者在《也谈辛弃疾是不是个好干部》一文中竟然肯定辛弃疾贪污腐败是事实，并且搬出了“自污”以安皇帝之心的理由。

关于这一点，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因为辛弃疾依靠自己为官时的收入完全有能力建起像“稼轩”这样的大庄园，因为宋朝是一个高薪养廉的时代。

据历史记载，宋朝官员的工资和福利都是很高的，不但每月有固定的工资，还有一份减免赋税的职田，按官品高下给田1至40（1顷等于15亩）不等，而且大都是良田。他们的收入内容之丰富，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公务员逊色，衣食住行甚至家眷从人的开销全部由国家买单，名目多得令人叹为观止。

李开周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宋朝公务员包拯年薪过千万”，他在文中有如下推算：根据史料中出现的距包拯任职开封府时间较近的物价数据，我们可以把包拯每年的各项实物收入都换成钱，加起来大致是1022贯。1022贯实物收入加上20856贯货币收入，总共是21878贯。当时的21878贯是多少钱呢？每贯铜钱的购买力折合现在的人民币625元，21878贯铜钱就是1367万元。

虽然这组数字不见得非常准确，但宋朝官员收入特高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此情况下，曾经先后在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地做过地方大员封疆大吏的辛弃疾肯定有着非一般人能比的收入，他有足够财力买地建园并不是什么出人意料令人吃惊的事情。比辛弃疾略早的民族英雄岳飞绝对不是贪官污吏，但他生前也有着丰厚的财产，这主要来自他的薪水俸禄和皇帝的大宗赏赐。

据笔者所知，历史上的大诗人、大词人、大文学家在政治上几乎全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清官，比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应该也不例外，一个天天想着抗金北伐、收复失地的人哪有心思去贪国家的公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