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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2部分（第1页）

皆寻其义例，一一釐定，各以案语附於下方。至塞外群流，江南诸派，道元足迹皆所未经。故于滦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阳之建置，俱不免附会乖错。

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尤为传闻失实。自我皇上命使履视，尽得其脉络曲折之详。

御制《热河考》、《滦源考证》诸篇，为之抉摘舛谬，条分缕擘，足永订千秋耳食沿讹。谨录弁简，永昭定论。又《水经》作者，《唐书》题曰桑钦，然班固尝引钦说，与此经文异。道元注亦引钦所作《地理志》，不曰《水经》。观其涪水条中称广汉已为广魏，则决非汉时。钟水条中称晋宁仍曰魏宁，则未及晋代。推寻文句，大抵三国时人。今既得道元原序，知并无桑钦之文。则据以削去旧题，亦庶几阙疑之义云尔。

△《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炳巽撰。炳巽字绎旃，归安人。其书据明嘉靖间黄省曾所刊《水经注》本，而以己意校定之，多所釐正。又以道元徵引之书，极为博赡，传写既久，讹误相仍。因遍检《史记》、《汉书》志表，及诸史各志，取其文字异同者，录於下方，以备参考。其无他书可校者则阙之，间附以诸家考订之说。凡州县沿革，则悉以今名释焉。中间於地理方位，往往有不能详审而漫为臆度者。如《漳水注》，称“绛渎迳九门城南，又东南迳南宫城北”。炳巽释云：“九门城今在藁城县西北二十里。”而不知一在滹沱之南，一在滹沱之北，中隔新河、宁、晋、束鹿、晋州，相去甚远。《水经》：“沁水过穀远县东，又南过陭氏县东。”此陭氏在潞安府屯留县西南，即北魏之寄氏，陭讹作猗。而炳巽释云：“今属平阳府。”则不知《汉志》有上党之陭氏，非即河东之猗氏。他若河水过高唐县南，道元言“河水於县，漯水注之”，此下有《地理志》曰：“漯水出东武阳，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阳县东南，西北迳武阳新城东”云云。炳巽以其重见於前，删此存彼。不知下文水自城东北迳东武阳县故城南，所谓自城者承武阳新城言也。使如所删，则自城直接高唐，不可通矣。此类皆为舛误。然炳巽作此书，凡历九年而成，丹铅矻矻，手自点定。其初未见朱谋《土韦》本，后求得之，而所见大略相同，亦可知其用心之勤至。虽不能尽出前人范围，而钩索考证之功，亦未可没也。

△《水经注释》·四十卷、《刊误》·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赵一清撰。一清字诚夫，仁和人。郦道元《水经注》，传写舛讹，其来已久。诸家藏本，互有校雠，而大致不甚相远。欧阳元功、王祎诸人，但称经注混淆而已，於注文无异词也。近时宁波全祖望，始自称得先世旧闻，谓道元注中有注，本双行夹写。今混作大字，几不可辨。一清因从其说，辨验文义，离析其注中之注，以大字细字分别书之。使语不相杂，而文仍相属。考沈约《宋书》，称汉铙歌本大字为词，细字为声，后人声词合写，是以莫辨。是传录混淆，古有是事。又如明嘉靖中所刻《齐民要术》，简端《周书》曰：“神农之时，天雨粟”

云云一条。崇祯中刻《孔子家语·本姓解》中“微国名子爵”五字，间以注文刻作大字者，亦时有之。至於巨帙连篇盈四十卷，而全部夹注，悉误写为正文，揆以事理，似乎不近。姚宏补注《战国策》、范成大作《吴郡志》，并於注中夹注，前人尝举以为例。而自宋以来，未尝有举及《水经注》者。祖望所云先世旧闻，不识传於何代，载在何书。殆出於以意推求，而诡称授受。然倪思作《班马异同》，以大字细字连书，猝难辨析。明许相卿改为《史汉方驾》，以班马相同者书於中，以马有而班无者侧注於左，以班有而马无者侧注於右。遂使增删之意，开卷釐然，而原书仍无改易，最为善变。一清此书，殆亦类是。但使正文旁义，条理分明，是亦道元之功臣矣。何必讬诸原本，效丰坊之故智乎？又《唐六典注》，称桑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今本所列仅一百一十六水。考《崇文总目》载《水经注》三十五卷，盖宋代已佚其五卷。今本乃后人离析篇帙，以合原数，此二十一水盖即在所佚之中。一清证以本注，杂采他籍，得滏、洺、滹沱、派、滋、伊、瀍、涧、洛、丰、泾、汭、渠获、洙、滁、日南、弱、黑十八水，於漯水下分漯馀水。又考验本经，知清漳水、浊漳水、大辽水、小辽水，皆原分为二。

共得二十一水，与《六典注》原数相符。其考据订补，亦极精核。卷首列所据以校正者凡四十本。虽其中不免影附夸多（如所称黄宗羲本，原无成书。顾炎武本、顾祖禹本、阎若璩本。皆所著书引用考辨，实无刻本，又黄仪本，称其书今归新城王氏池北书库。考王士祯没后，池北书库所藏皆已散佚，见赵执信《田园集》。

是其子孙断无收书之事，若士祯存时所收，则书归王氏，在康熙辛卯以前，一清年齿亦断不及见也），然旁引博徵，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自官校宋本以外，外间诸刻固不能不以是为首矣。

△《吴中水利书》·一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单锷撰，锷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四年进士，欧阳修知举时所取士也。得第以后，不就官，独留心於吴中水利。尝独乘小舟，往来於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馀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元祐六年，苏轼知杭州日，尝为状进於朝。会轼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台鞫治，其议遂寝。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渎，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锷说。嘉靖中，归有光作《三吴水利录》，则称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锷欲修五堰，开夹苎干渎以绝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岂为利哉！其说稍与锷异。盖岁月绵邈，陵谷变迁，地形今古异宜，各据所见以为论。要之旧法未可全执，亦未可全废，在随时消息之耳。《苏轼进书状》载《东坡集》五十九卷中，此书即附其后。书中有“并图以进”之语，而於其上。加贴黄云：“其图画得草略，未敢进上，乞下有司计会单锷别画。”此本删此贴黄，惟存“别画”二字，自为一行。盖此书久无专刻，志书从《东坡集》中录出，此本又从志书录出，故辗转舛漏如是也。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二卷（浙江吴王墀家藏本）

宋魏岘撰。岘，鄞县人。官朝奉郎，提举福建路市舶。鄞故有它山一水，其始大溪与江通流，咸潮冲接，耕者弗利。唐大和七年，邑令王元暐始筑堰以捍江潮。於是溪流灌注城邑，而鄞西七乡之田皆蒙其利。岁久废坏，宋嘉定间，岘言於府，请重修，且董兴作之役，因为是书记之。上卷杂志源流规制，及修造始末，下卷则皆碑记与题咏诗也。按《新唐书·地理志》，载明州鄮县（案：鄞县在唐为鄮县）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顷。开元中，令王元纬置。东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顷。天宝二年，令陆南金开广之。今此编称它山水入於南门，潴为日、月二湖。其日湖即小江湖，月湖即西湖。谓二湖皆王元暐所浚，而不言有天宝之陆南金，似有阙略。至其以元暐为元纬，以开元中为大和七年，则此编所载诸碑记及唐僧元亮诗，证佐显然，足以纠正《唐志》之谬，不得以与史异文为疑矣。此书在地志之中颇为近古，宋《四明郡志》尝采其说。然传本颇稀，几於泯没而无可考。明崇祯辛巳，郡人陈朝辅始得旧帙梓行，版亦散佚。首有岘及朝辅二序，而末以《四明志序》附焉，盖即从陈本录出者也。

△《河防通议》·二卷（永乐大典本）

元赡思撰。赡思，色目人。官至秘书少监，事迹具《元史》本传。是书具论治河之法，以宋沈立汴本，及金都水监本汇合成编。本传所称《重订河防通议》是也。赡思系出西域，邃於经学，天文、地理、锺律、算数无不通晓。至元中，尝召议河事，盖於水利亦素所究心。故其为是书，分门者六，门各有目，凡物料功程、丁夫输运，以及安樁下络，叠埽修堤之法，条例品式，粲然咸备，足补列代史志之阙。昔欧阳玄尝谓司马迁、班固记河渠、沟洫，仅载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使后世任斯事者无所考。是编所载，虽皆前代令格，其间地形改易，人事迁移，未必一一可行於后世。而准今酌古，矩矱终存，固亦讲河务者所宜参考而变通矣。

△《治河图略》·一卷（永乐大典本）

元王喜撰。喜爵里无考。其书首列六图，图末各系以说，而附所为《治河方略》及《历代决河总论》二篇於后。其文称臣谨叙、臣谨论云云，疑为经进之本。

考《元史·顺帝纪》及《河渠志》，至正中，河决白茅堤、金堤，大臣访求治河方略，喜书殆作於其时欤？大旨取李寻因其自然之说，惟以浚新复旧为主。厥后卒用贾鲁之策，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以复故道。与是编持论相合，则当时固已采录其言矣。特史文阙略，未著其进书本末耳。卷中所图河源，颇多讹舛。盖昆仑、星宿，远隔穷荒。自我国家底定西陲，葱岭、于阗悉归版籍，於是河有重源之迹，始确然得其明徵。元人所述，凭潘昂霄之所记，昂霄所记，凭笃什之所传。

辗转相沿，率由耳食。撰《元史》者且全录其文於《河渠志》，以为亘古所未闻。

喜之踵讹袭谬，又何怪乎！取其经略之详，而置其考据之疏可也。

△《浙西水利书》·三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姚文灏撰。文灏，贵溪人。成化甲辰进士，官工部主事。考《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九年七月，提督松江等处水利工部主事姚文灏，言治水六事，上从之。则是书当为是时作也。大旨以天下财赋仰给东南，南直隶之苏、松、常三府，浙江之杭、嘉、湖三府，环居太湖之旁，尤为卑下。太湖绵亘数百里，受诸州山涧之水，散注淀山等湖，经松江以入海。其稍高昂者，则受杭、禾之水，达黄浦以入海。淫潦时至，辄泛溢为患。盖以围田掩遏，水势无所发泄，而塘港湮塞故也。

因取宋至明初言浙西水利者，辑为一编。大义以开江、置闸、围岸为首务，而河道及田围则兼修之。其於诸家之言，间有笔削弃取。如单锷《水利书》及任都水《水利议答》之类，则详其是而略其非。而宋郏氏诸议，则以其凿而不录。盖斟酌形势，颇为详审，不徒采纸上之谈云。

△《河防一览》·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潘季驯撰。季驯有《司空奏议》，已著录。季驯在嘉靖、万历间，凡四奉治河之命。在事二十七年，著有成绩。尝於万历七年工成时，汇集前后章奏及诸人赠言，纂成一书，名《塞断大工录》。既而以其犹未赅备，复加增削，辑为是编。首《敕谕图说》一卷，次《河议辨惑》一卷，次《河防险要》一卷，次《修守事宜》一卷，次《河源河决考》一卷，次《前人文章之关系河务及诸臣奏议》凡八十馀篇，分为九卷。明代仰东南转漕，以实京师。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运与陵寝而兼筹之。中叶以后，溃决时闻，议者纷如聚讼。季驯独力主复故道之说，塞崔镇，堤归仁，而黄不北；筑高家堰、黄浦八浅，而淮不东。创为减水顺水坝、遥堤、缕堤之制，而蓄泄有所赖。其大旨谓通漕於河，则治河即以治漕；会河於淮，则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合入于海，则治河、淮即以治海。故生平规画，总以束水攻沙为第一义。考《汉书》载王莽时徵治河者，大司马史张戎已有“水自刮除成空”语。是借水刷沙，古人已露其意，特从未有见诸行事者。季驯乃斟酌相度，神而明之，永为河渠利赖之策。后来虽时有变通，而言治河者终以是书为准的。阎若璩《潜邱札记》有《与刘颂眉书》曰：“考万历六年，潘司空季驯河工告成，其功近比陈瑄，远比贾鲁，无可移易矣。乃十四年河决范家口，又决天妃坝；二十三年河、淮决溢，邳、泗、高、宝等处皆患水灾；天启元年河决王公堤。安得云潘司空治后无水患六十年！大抵潘司空之成规具在，纵有天灾，纵有小通变，治法不出其范围之外。故曰《河防一览》为平成之书”云云。若璩居於山阳，於河渠利病得之目睹，斯可谓平情之论矣。

△《三吴水利录》·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归有光撰。有光有《易经渊旨》，已著录。是书大旨以治吴中之水，宜专力於松江。松江既治，则太湖之水东下，而他水不劳馀力。当时堤防废坏，涨沙几与崖平，水旱俱受其病。因采集前人水议之尤善者七篇，而自作《水利论》二篇以发明之。又以《三江图》附於其后。盖松江为震泽尾闾，全湖之水皆从此赴海。所谓“塞则六府均其害，通则六府同其利”者，前人已备言之。寻其湮塞之流，则张弼《水议》所谓“自夏原吉浚范家浜直接黄浦，浦势湍急，泄水益径。

而江潮平缓，易致停淤。故黄浦之阔，渐倍於旧；吴淞狭处，仅若沟渠”。其言最为有理。有光乃概以为湖田围占之故，未免失於详究。然有光居安亭，正在松江之上。故所论形势，脉络最为明晰，其所云“宜从其湮塞而治之，不可别求其他道”者，亦确中要害。言苏松水利者，是书固未尝不可备考核也。

△《北河纪》·八卷、《纪馀》·四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谢肇淛撰。肇淛有《史觿》，已著录。此书乃其以工部郎中视河张秋时所作。《明史·艺文志》著录，卷数亦同。首列河道诸图，次分河程、河源、河工、河防、河臣、河政、河议、河灵八记，详疏北河源委，及历代治河利病。

撰采颇备，条画亦颇详明。至山川古迹及古今题咏之属，则别为四卷附后，名曰《纪馀》。盖河道之书，以河为主，与州郡舆图体例各不侔也。国朝顺治中，管河主事阎廷谟益以新制，作《北河续纪》四卷，虽形势变迁，小有同异。要其大致，仍皆以是书为蓝本。盖其发凡起例，具有条理，故续修者莫能易焉。肇淛著作甚夥，而《明史》於《文苑传》中独载此书，称其具载河流原委及历代治河利病，其必有以取之矣。

△《敬止集》·四卷（浙江苏汪汝瑮家藏本）

明陈应芳撰。应芳字元振，泰州卫人。万历乙未进士，官福建布政司参政。

淮南夙称泽国，而泰州、兴化尤甚。应芳家於泰州，因讲求水道之源委，与河之利害，悉其形势。集当时奏疏、公移、私札言河道者为一书，名曰《敬止》，重桑梓也。又各绘为图，曰《泰州上河》，曰《泰州下河》，曰《高兴下河》，曰《兴化下河》，曰《宝应下河》，曰《盐城下河》。附论十三首，兼及漕运、田赋。虽今昔异宜，形势递变，核以水道。与所图已不相符。然其书议论详明，以是地之人言是地之利病，终愈於临时相度，随事揣摩。因其异同以推求沿革之故，於疏浚筑防亦未为无补矣。

△《三吴水考》·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张内蕴、周大韶同撰。内蕴称吴江生员，大韶称华亭监生，其始末则均未详也。初，万历四年，言官论苏、松、常、镇诸府水利久湮，宜及时修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