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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9部分（第1页）

卿《山堂考索》及《宋史》诸志所未载。故《通考》称为“南渡以来野史之最详者”。王士祯《居易录》亦称其“大纲细目，粲然悉备，为史家之巨擘，言宋事者当必於是有徵焉”。

其书在宋有成都辛氏刊本，并冠以国史本传，暨宣取《系年要录》指挥数通。今惟写本仅存。案张端义《贵耳三集序》，称心传告以《朝野杂记》丁、戊二集将成，则是书尚不止於甲乙二集，而《书录解题》及《宋史》本传均未之及。殆以晚年所辑，书虽成而未出，故世不得见欤？

△《西汉会要》·七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字仲祥，临江人。开禧元年进士，调抚州教授。历武学博士，通判惠、潭二州，权知英德府。事迹附见《宋史·徐梦莘传》。传称天麟为通直郎得之之子，梦莘之从子。晁公武《读书志》则称为梦莘之子。考楼钥《攻媿集》有《西汉会要序》，曰徐思叔为《左氏国纪》，其兄秘阁商老为《北盟录》。已而思叔之子孟坚，著《汉官考》；次子仲祥，又作《汉会要》。商老，梦莘之字。思叔，得之之字也。然则史不误而晁氏误矣。其书仿《唐会要》之体，取《汉书》所载制度典章见於纪、志、表、传者，以类相从，分门编载。其无可隶者，亦依苏冕旧例，以《杂录》附之。凡分十有五门，共三百六十七事。嘉定四年，具表进之於朝，有旨付尚书省，藏之秘阁。班固书最称博赡，於一代礼乐刑政，悉综括其大端。而理密文繁，骤难得其体要。天麟为之区分别白，经纬本末，一一犁然，其诠次极为精审。惟所采只据本史，故於汉制之见於他书者，概不采掇，未免失之於隘。又如《舆服门》中於司马相如、扬雄诸赋，铺张扬厉之语，一概摘入。殊非事实，亦为有乖义例。然其贯串详洽，实未有能过之者。昔人称颜师古为《汉书》功臣，若天麟者，固亦无愧斯目矣。

△《东汉会要》·四十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宋徐天麟撰。天麟官抚州教授时，既奏进《西汉会要》。后官武学博士时，续成此书，於宝庆二年复奏进之。其体例皆与前书相合。所列亦十五门，分三百八十四事。惟《西汉会要》不加论断，而此书则间附以案语，及杂引他人论说。

盖亦用苏冕《驳议》之例也。东汉自光武中兴，明章嗣轨，皆汲汲以修举废坠为事。典章文物，视西京为盛。而当时载笔之士，如《东观纪》及华峤、司马彪、袁宏之类，遗编断简，亦间有留传。他若《汉官仪》、《汉杂事》、《汉旧仪》诸书，为传注所徵引者，亦颇犁然可考。故东汉一代故事，较西汉差为详备。天麟据范书为本，而旁贯诸家，悉加裒次。其分门区目，排比整齐，实深有裨於考证。中间如献帝子济阴王熙、山阳王懿、济北王邈、东海王敦，虽为曹氏所置，旋即降为列侯。然既以封建立国，自当著之帝系皇子条下，以表其实。乃因范书无传，遂削而不书，未免阙漏。又天麟自序中称刘昭因范氏遗绪，注补入志，而不知其为司马彪《续汉书志》，实非范书。晁公武已讥之，则亦偶然失检。然其大体详密，即稍有踳驳，固不足以为累也。其书世所传者皆据宋本传抄，第三十七、三十八两卷全阙，三十六、三十九两卷亦各佚其半。无可考补，今亦并仍之焉。

△《汉制考》·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王应麟撰。应麟有《周易郑康成注》，已著录。是编因《汉书》、《续汉书》诸志，於当日制度，多详於大端，略於细目。因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又以唐时贾、孔诸疏，去古已远，方言土俗，时异名殊。所谓某物如今某物，某事如今某事者，往往循文笺释，於旧文不必悉符。亦一一详为订辨。如《周礼疏》不知步摇、假紒及五夜，《仪礼疏》不知偃领之类，不一而足。应麟皆为旁引证明。又《周礼·太史职》注云：“太史抱式，疏曰：占文谓之式。”应麟则别引《艺文志》羡门式法以解之：“考式者，候时之仪器。《史记·日者列传》，旋式正棋。《汉书·王莽传》，天文郎案式於前，日时加某。皆指此器。”所引亦较旧义为长。其中偶失考定者，如“乡士”郑注云：“三公出城，郡督邮盗贼道。盖汉时郡掾分部属县为督邮，其分治各曹者亦名督邮。故《朱博传》云：‘为督邮书掾。’此督邮盗贼，盖掾主捕盗贼者。其不加掾字，犹巴郡太守张纳碑阴，书督盗贼枳李街也。此职又主为三公导行，故云督邮盗贼道。道，导字。古通用也。”贾公彦疏乃谓使旧为盗贼之人，督察邮行往来，於义为误。应麟沿用其说，未免千虑之一失。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徵者，其分量相去远矣。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内府藏本）

元马端临撰。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宋宰相廷鸾之子也。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元初起为柯山书院山长。

后终於台州儒学教授。是书凡《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二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其书以杜佑《通典》为蓝本。《田赋》等十九门，皆因《通典》而离析之。《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则广《通典》所未及也。自序谓“引古经史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曰《文献通考》。”中如《田赋考》载唐租庸调之制，而据《唐会要》，则自开元十六年以后，其法屡改。载五代田赋之制，而据《五代会要》，尚有天成四年户部奏定三京诸府夏秋税法一事，乃一概略之。

杨炎定两税法奏疏，最关沿革，亦佚不载。《职役考》载口算之制，而《汉书》永建四年除三辅三年逋租过更口算刍稿诏书不载。《征榷考》详载盐铁，而《五代会要》后唐长兴四年诸道盐铁转运使奏定盐铁条例不载。又《杂税》载果菜之税。而《汉书》永元六年流民贩卖勿出租税诏不载。《国用门》载漕运兴废，而《后汉书》建武七年罢护漕都尉，建初三年罢常山诸处河漕不载。其载唐代东都及郑州诸处漕运措置，亦不及《唐会要》之详。历代赈恤，於汉既载本始四年之诏，而略三年郡国伤旱甚者民毋出租赋之诏。《选举考》详载两汉之选举，而《汉书》元封四年诏举茂才异等，始元元年遣廷尉持节行郡国举贤良，永光元年诏举朴质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俱不载。《学校考》辨先圣、先师之分，而《唐会要》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孔子为先圣，颜回等为先师之制不载。

至《职官考》则全录杜佑《通典》。五代建置，尤叙述寥寥。核以王溥《五代会要》、孙逢吉《职官分纪》，仅得其十之一二。《郊祀考》多引经典，而《尚书》之肆类于上帝不载。《逸周书》、《白虎通》、《三辅黄图》所载周明堂之制最详，亦不及徵引。又载历代明堂之制，而梁武帝改作明堂，详於《隋书·礼仪志》者不载。地祇之祭只引《周官》及《礼记·郊特性》，而礼运、祭地、瘗缯，及《考工记》玉人两圭五寸祀地之文不载。汉祀后土之制，只载《汉旧仪》祭地河东，而《汉官仪》北郊坛在城西北诸制不载。又雩祭引《左传》、《周礼》注疏，而《礼记·祭法》雩宗祭水旱也，《尔雅》舞号雩也，皆不载。祭日月，只引《礼记》、《周礼》，而《大戴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及《尚书大传》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东郊，皆不载。於汉制既载宣帝时成山祠日、莱山祠月，而建始时罢此祠，复立於长安城事，又不载。《社稷门》引各经注疏所论社制，而《周书·作雒篇》建社之制，及蔡邕《独断》所载天子大社之制，皆不载。祀山川亦引经传，而《仪礼·觐礼》祭山丘陵升、祭川沈，《尔雅》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沈，皆不载。又分代详载，而独略北齐天保元年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渎。《宗庙考》载后魏七庙之制，只引《礼志》改七庙之诏，不知兴建沿革详於《孙惠蔚本传》。又唐初建七庙，《新唐书·礼乐志》多略，而不参用《旧唐书·礼仪志》。《王礼考》载周之朝仪，而不引《周书·王会解》。又详载历代朝仪，而不载《史记·秦本纪》始皇三十五年营作朝宫。载汉代朝仪，而不载《续汉书·礼仪志》所载常朝之制。又舆服之载於史志者，必详叙卿士大夫，如汉制二千石车朱两轓之类，所以明差等也，而一概从略。《乐考》载五代庙乐，不如《五代会要》之详。《兵考》载晋兵制至悼公四年而止，其后治兵邾南，甲车四千乘不载。载鲁兵制自昭公蒐红始，而成公元年作丘甲，襄公十一年作三军，昭公五年舍中军，俱不载。《经籍考》卷帙虽繁，然但据晁、陈二家之目。参以诸家著录，遗漏宏多。《舆地考》亦本欧阳忞《舆地广记》，罕所订补。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

△《明会典》·一百八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弘治十年奉敕撰。十五年书成，正德四年重校刊行。故卷端有孝宗、武宗两序。其总裁官为大学士李东阳、焦芳、杨廷和，副总裁官为吏部尚书梁储，纂修官为翰林院学士毛纪、侍讲学士傅珪，侍读毛澄、朱希周，编修潘辰，并列衔卷首。然皆武宗时重校诸臣。其原修之大学士徐溥等，竟不列名，未详当日何意也。其体例以六部为纲，吏、礼、兵、工四部诸司，各有事例者，则以司分。户、刑二部诸司但分省而治。共一事例者，则以科分。故一百八十卷中，宗人府自为一卷弁首外，馀第二卷至一百六十三卷，皆六部之掌故；一百六十四卷至一百七十八卷，为诸文职；末二卷为诸武职，特附见其职守沿革而已。南京诸曹，则分附北京诸曹末，不别立条目。惟体例与北京异者，乃别出焉。其官制前后不同者，如太常司改为太常寺之类，则书其旧名，而注曰后改为某官。其别开公署者，如鸿胪寺本为仪礼司之类，则书其新名，而注曰本为某官。其户口贡赋之盈缩、制度科条之改易，亦相连并载，以见变通创建之由。大抵以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为主，而参以《祖训》、《大诰》、《大明令》、《大明集礼》、《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孝慈录》、《教民榜文》、《大明律》、《军法定律》、《宪纲》十二书。於一代典章，最为赅备。凡史志之所未详，此皆具有始末，足以备后来之考证。其后嘉靖八年复命阁臣续修《会典》五十三卷，万历四年又续修《会典》二百二十八卷。今皆未见其本，莫知存佚。殆以嘉靖时祀典太滥，万历时秕政孔多，不足为训，故世不甚传欤？

△《七国考》·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董说撰。说有《易发》，已著录。是编载秦、齐、楚、赵、韩、魏、燕七国制度。分《职官》、《食货》、《都邑》、《宫室》、《国名》、《群礼》、《音乐》、《器服》、《杂记》、《丧制》、《兵制》、《刑法》、《灾异》、《琐徵》十四门。皆采掇诸书，以相佐证，略如《会要》之体。大致以《战国策》、《史记》为本，而以诸子杂史补其遗阙。其所援引如刘向《列仙传》，张华《感应类从志》、《子华子》、《符子》，王嘉《拾遗记》之类，或文士之寓言，或小说之杂记，皆据为典要。而《月令》所载“太尉大酋”之属，注者明曰秦官，乃反遗漏，未免去取不伦。又既以七国为名，自应始自分晋以后。而秦之寺人，上引《车邻》；楚之两广，远徵《左传》。则於断限有乖。《新序》载“魏王欲为中天之台，许琯谏止”，未必实有其事。即有之，亦议而未行。而魏《宫室门》中乃出一中天台。《庄子》载无盛鹤列於丽谯，盖城阙之通名，非魏所独有。乃於魏《宫室》中标一目曰《丽谯》。《琴操》载韩杀聂政之父，乃古来之常制，非韩所创。乃於韩刑法中标一目曰《杀》，亦嫌於苟盈卷帙。至於秦水心剑事，本见《续齐谐记》，乃云《白帖》；秦舍晋侯於灵台，本见《左传》，乃云《列女传》。亦往往不得其出典。观其前后无序跋，而齐《职官门》注封君后妃附，乃只有封君而无后妃。殆说未成之稿，偶为后人传录欤？然春秋以前之制度，有经传可稽；秦汉以下之故事，有史志可考。惟七雄云扰，策士纵横，中间一二百年，典章制作，实荡然不可复徵。说能参考诸书，排比钩贯，尚一一各得其崖略，俾考古者有徵焉。虽间伤芜漫，固不妨过而存之矣。

△《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伏考国朝会典，初修於康熙三十三年，续修於雍正五年。至是凡三经厘定，典章弥备，条目弥详。考昔成周之制，百度分治以六官，六官统汇於周礼。圣人经世之枢要，於是乎在。虽越数千载，时势异宜，政令不能不增，法制不能不改，职守亦不能不分，难复拘限以六官，而其以官统事，以事隶官，则实万古之大经，莫能易也。故历代所传，如《唐六典》、《元典章》、《明会典》，递有损益，而宏纲巨目，不甚相远。然其书之善否，则不尽系编纂之工拙，而系乎政令之得失。盖一朝之会典，即记一朝之故事。故事之所有，不能删而不书；故事之所无，亦不能饰而虚载；故事有善有不善，亦不能有所点窜变易。如《唐六典》先颁祥瑞之名目，分为三等，以待天下之奏报。殆於上下相罔。然当时有此制，秉笔者不能不载也。又如《至正条格》中偏驳不公之令，经御题指摘者，人人咸喻其非，然亦当时有此制，秉笔者不能不载也。国多粃政，安怪书多驳文乎？至於《周礼》一经，朱子称其盛水不漏。亦其时体国经野，事事为万世开太平。故其书亦传之万世，尊为法守，非周公有所涂饰於其间也。我国家列圣相承，文谟武烈，垂裕无疆，规画既皆尽善。我皇上执两用中，随时损益，又张弛皆衷於道，增删悉合其宜。则是书之体裁精密，条理分明，足以方驾《周礼》者，实圣主鸿猷上轶丰镐也。夫岂历代规条所能望见涯涘乎？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一百八十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与《大清会典》同时告成。《会典》原本，以则例散附各条下，盖沿历代之旧体。至是乃各为编录，使一具政令之大纲，一备沿革之细目，互相经纬，条理益明。考《周礼》为一代之典制，而六官所职，其文颇略。

其见於诸书者，如都城之广狭，《左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逸周书·作雒解》称大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