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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对于“开除队籍”，姚蓬子很有些愤愤，满腹牢骚。

很快的，这消息长了翅膀，传入那个“工总司”的“司令”王洪文耳中。

王洪文急得直跺脚：“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请他入队都请不到呢！他参加‘工总司’，是姚文元对‘工总司’的支持。这样，‘工总司’的后台更硬了。你们怎么可以把姚蓬子开除了呢？”

很快的，这消息又长了翅膀，飞进那个“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耳朵里。

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一月革命”风暴刚刚过去，张春桥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在锦江饭店宴请阿尔巴尼亚国家歌舞团。在宴会上，他见到了“工总司”组织组的头头，问起了怎么会开除姚蓬子的“队籍”。张春桥阴沉地说：“你们要写检查！”

就这样，为了姚蓬子失去臂上那只小小的袖章，王洪文发急了，张春桥发怒了……

不甘寂寞的老夫老妻

当然，胸前的那个像章，臂上的那个红布圈儿，只是姚蓬子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的炫耀品。

其实，岂止于此。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那篇“震撼全国”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姚蓬子得意了。他悄悄地对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同事说：“我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话说得挺“谦虚”。然而，却是十足的炫耀：须知，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文章，总共改了九稿。前七稿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进行，惟有江青知、张春桥知，姚文元知，连陈丕显、曹获秋都被蒙在鼓里。然而，姚蓬子却知道儿子在写什么文章，以至“替他翻了一些书，提供了一些资料”，父子之间何等亲密，那就用不着加任何注解了。

“文革”风云骤起，姚文元平步青云，从一个“刀笔吏”、“棍子手”一下子成为“中央首长”，不可一世，真是“炙手可热势绝伦”。姚蓬子把姚文元身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醒目地压在玻璃板下，每一个上他家的客人，都能见到这张照片。即使陌生人，一见到这张照片，便知道姚蓬子的“光荣”身份——姚文元之父。

一场“文革”，仿佛把中国大陆宽广无比的国土，化为一座大舞台，各色人等皆为演员，纷纷“亮相”，表演了一番。

照姚蓬子的年龄，早已失去那种“革命朝气”，心似古井，不会参与演出“闹剧”。不料，他却似乎仍有着一股不亚于红卫兵们的“造反”劲头，表演十分“精彩”。

看着红卫兵们贴大字报、印传单，姚蓬子心里痒痒的，他居然组织上海师院中文系的一批老教师，也成立了“战斗组”。

那年月，每个“战斗组”都有自己的非常革命的名称。姚蓬子嫌“红旗”太滥，“星火”太多，“井冈山”、“东方红”之类也处处可见。他一拍脑瓜，建议取名“劲松”，立即获得一致通过。

深知内情者明白，“劲松”者，姚文元也！

“劲松”，怎么会是姚文元呢？

此事不难考证：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文汇报》上，那篇《欢迎“破门而出”》，署名“劲松”，乃姚文元手笔也！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解放日报》上，那篇《“三家村”里的坏家伙是民族败类》，署名“劲松”，亦乃姚文元之黑文也……

老子拣起儿子的笔名作为战斗旗号，以为有儿子的光辉的庇护，可以所向无敌，旗开得胜。

从此，在上海师院常常出现署名“劲松”的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字报：

从此，墙头壁角常常出现“革命造反”传单，署名“劲松”

“儿子英雄，老子好汉”。姚蓬子领导着“劲松”战斗组，“昂然挺立”似“劲松”，在上海师院热闹过一阵。

无独有偶。有如此这般的丈夫，亦有如此这般的妻子。

姚蓬子的妻子周修文在“革命造反浪潮”推动之下，居然也“朝气蓬勃”。

她不甘寂寞。虽然她无职无业，一名家庭妇女而已，居然也组织“战斗队”，也扯起“造反”旗号。

她的“战斗队”的名号，属于“稀有元素”，曰：“闲散劳动力造反队”！

在队里，队员们尊称她为“革命妈妈”，叫唤声显得非常甜蜜。不言而喻，谁都知道她有着一个“了不起”的儿子！

就在那“一月革命风暴”中，就在她的儿子伙同张春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的时候，她也如法炮制，在里弄里进行“夺权”。

她，率领着“闲散劳动力造反队”，冲进里委会，抢走了“木头疙瘩”——里委会公章，就算是“夺权胜利”了！

她把里委会大印，拿回家中，平生第一次尝到“权力”的滋味儿，嘴巴终日如同“开口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