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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2页）

在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三十五期《展望》杂志上，姚文元已向丁玲放了一枪——《丁玲的才华何怜之有》。那口气，令人竖起汗毛：“这样的忘恩负义之徒，这样灵魂腐化丑恶的人，我们斗争她，难道还有什么可惜吗？一条黑颜色的毒蛇是毒蛇，一条花纹斑斓的毒蛇仍旧是毒蛇，决不因为表面上好看，就可以放它过关……”

到了一九五八年，姚文元抛出两篇万言长文，对“丁阿姨”的作品进行了“深入批判”：《莎菲女士们的自由王国——丁玲部分早期作品批判，并论丁玲创作思想和创作倾向发展的一个线索》（一九五八年三月，第二期《收获》）；《以革命者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一九五八年第三期《文艺月报》）。

姚文元这样“评价”丁玲的早期作品：“当我读着这些作品的时候，我总感到有一个残忍、冷酷、以追求性的刺激和玩弄男性为目的的资产阶级女性，带着狂热的色情的眼光和蔑视一切的冷笑，在作品中向每一个读者扫射着，煽动着读者去和集体主义的革命队伍对立，同共产主义道德对立。……丁玲所死抱住的形形色色的莎菲们将显出她们全部的无耻、反动、黑暗同渺小，她们以及那个早已被粉碎了的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王国，将永远地被社会主义文学的铁扫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

姚文元对丁玲的《在医院中》“上线上纲，成了”反革命作品“：”丁玲的反革命作品《在医院中》，就是把伟大的、光明的解放区歪曲成漆黑一团，把英勇而勤劳的劳动人民及他们的干部诬蔑成冷酷无情的人。反之，对于敌视革命队伍、内心黑暗、抱着顽强的反党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他们粉饰成善良的受屈的羔羊，企图引起人们对他们反革命思想的同情。很明显，作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来描写革命队伍和解放区生活的，这个立场是和中国革命的方向相敌对的反动立场，因而作品本身也就带着露骨的反动性。……“

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唯我先知，唯我先觉。二十七岁的姚文元如同一颗扫帚星，在中国文坛上扫荡着。

姚文元的“诗传单”

姚文元的棍子，居然打到古人欧阳修头上去了！

一九五八年十月出版的第十六期《读书月报》上，姚文元发表了《向“广大群众”推荐什么东西？——简评（欧阳修词选译）》。

欧阳修乃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九五八年四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黄公渚的《欧阳修词选译》。用白话文翻译欧阳修的名作，这本是向广大群众普及古典文学的好事。然而，姚文元却不。他首先提醒人们，今日所处的是什么样的时代。他说：

“全国人民正投身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干劲无穷尽，跃进再跃进，上游再上游，向伟大的共产主义前进！六亿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接连不断地创造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

在如此“火热朝天”的年月，姚文元以为出版《欧阳修词选译》，“会削弱人民革命的积极性”、“大多数是表现着露骨的颓废厌世的倾向”，“特别是广大青年，尤其有着毒害作用”。

姚文元危言耸听地说，古典文学，“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文学研究中最后一个阵地”。“现在正是跃进高潮接着高潮的伟大时代，思想战线也要大跃进，其内容之一，就是对资产阶级思想展开更广泛更深入的斗争，把毛泽东的红旗插遍文艺领域。”

大抵因为当过《萌牙》杂志的诗歌编辑，大抵因为父亲姚蓬子喜欢写诗，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让诗传单飞遍全市》。

姚文元力主诗歌应当“赶任务”，“通过几万、十几万宣传员的口，广泛地传播到工厂、学校、里弄里去，有力地发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姚文元说，诗歌是“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每一句都是战斗的歌声，每一首都是行动的号召”。

他批判道：“在以前，或在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冷眼旁观、鄙视‘赶任务’，看不起及时创作为政治服务的短诗，或在崇洋观念支配下，形式上机械地摹仿外国，不愿写民歌体的诗。这样，当然就不可能用满腔热情来写诗传单了。……”

在“满腔热情”鼓舞之下，为着“赶任务”，为着“把政治思想化为鲜明的形象”，在那“大跃进的年代”，姚文元居然也成了“诗人”！

论“棍”才，姚文元远远胜过他的父亲！可惜，论诗才，姚文元则远远逊于其父。

如今，读者们读着姚文元的“诗传单”，会笑问：这是诗？

请看，“诗人”姚文元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八日《街头文艺》创刊号上写的诗，题为《我们工人骨头硬》：

我们工人骨头硬，

刺刀底下夺江山，

拔白旗，插红旗，

干劲要叫天地翻！

钢水滚滚火光闪，

定叫英美吓破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文汇报》的《诗传单》栏目里，又一次刊出姚文元的“大作”，题为《和平出在斗争里》：

美帝英帝，是纸老虎，

外强中干，见风转舵，

你若怕，就欺你，

坚决斗争，一定胜利。

全体同胞，斗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