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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回话的是许光达办公室里的秘书，叫李秀梅。

那位姑娘接着问：“他叫许光达吧，他现在成家了吗？”“我不清楚，不过没见过谁给他来过信，也没听过他提到这件事。”女秘书认真地回答着。

“听说他长得很帅，很有才干，是吗？”

“你干吗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是不是……”还没等这个李秀梅说完，那个姑娘就朝她撩起水来。

是啊，在抗日军政大学，许光达的婚事是身边的同志和学员们议论的一个话题。在当时的延安，结婚的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二十八岁，五年干龄，七年军龄，团职干部。像许光达这样身居高位而又是单身的人是不多见的。在抗大，漂亮的姑娘也很多，有的胆小的同志只是在暗中爱慕他，却不敢当面去谈。有胆子稍大一点的姑娘委托别人或主动与他接近，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实际上，他身边的几位女学员，都对他有些意思。许光达一天忙于教务工作，并没感觉到什么。

这天下午，许光达刚走进办公室，见桌上放了张纸条，上边写道：“教育长，您每天工作太辛苦了，很少考虑自己的事，您需要有个家。”

但没有署名。

许光达一见桌上纸条的字迹，就知道是李秘书写的。他沉默了，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懂得情感的人。此时，他想起了桃妹子，她究竟在哪里？五年多了，我给她写了那么多的信，她为什么一封也不回，难道……他不愿再想下去了。不过，他相信：她一定会平安的。她为自己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磨难。他忘不掉离开长沙时的情景，临别时桃妹子说的话：“我永远等着你！”

门外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思绪，抬头一看，是李秘书提着水壶向办公室走来了。许光达刚要出去，被李秘书叫住了：“许教育长，刚才放在桌上的纸条您看到了吗？”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使许光达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说没有看到吧，她既然有胆量发问，就一定会把纸条送到自己的面前；如果说看到了，她要再进一步提出别的什么该怎样回答呢？

李秘书见许光达不知所措，就对他说：“您是该成个家了，如果有个人愿意承担起这个义务，您不会拒绝吧？”

许光达见李秘书又在向他“发起进攻”，觉得该是正面回答的时候了。

“李秘书，刚才在桌上的纸条我已经看过，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我已经成家了！”

李秘书感到奇怪：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提起嫂子的事，是不是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看不上自己而故意搪塞呢？

“教育长，您不要多心，大家对您的事确实很关心，早上我在河边的时候，有个女学员就提起过这件事，我只不过是反映大家的意见。”

说完，李秘书转身要走。

许光达想，不能伤了女孩子的心，她们还年轻，于是说道：“李秘书，我说的都是实话。我是结了婚，你嫂子的名字叫邹靖华，我去苏联前，在上海，她给我写过信，到苏联后，我一直给她写信，她为我吃了不少苦，说不定，很快会找到延安来的。我要等着她。”

“教育长，千万别多心，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李秘书说完，转身跑了出去。

许光达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是啊，来延安几个月了，繁忙的工作，使我很少考虑她。我该给她写封信，可是信写到哪儿？她还会在长沙吗？

1938年春。长沙银宫电影院。

电影院的门前，人山人海。这里有工人，有农民，也有学生，挤得水泄不通。

在电影院对面的马路上，站着一个看上去二十几岁的姑娘，一头齐耳的短发，圆圆的脸上，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露出纯洁坚定的目光，乌黑的头发下两条弯弯的眉毛像月牙儿。见影院门前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就走过来看个究竟，随着人流进了影院。她就是邹靖华，今天刚巧路过这里，受好奇心驱使，也挤进去听。

台上的人正在演讲：“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后，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华北、华东，我们的人民正在流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我们愿意同国民党政府合作，决心同日寇决一死战……”

邹靖华仔细一看：“这不是徐特立伯伯吗？”

台上演讲的正是徐特立，1938年，国共双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后，八路军在各处设立了办事处。徐特立是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负责人。

邹靖华小时候就认识他，徐特立是她父亲邹希鲁的同窗好友，他在长沙师范任教时，常到她家里来同邹希鲁下棋聊天。

这还是邹靖华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听到共产党的主张。她听得是那么专心，她的心里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敞亮。她断定，徐伯伯是共产党，丈夫也一定是共产党，他们走的路是对的。她想起许光达，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自接到丈夫从苏联寄来的第一封信后，至今音讯皆无，他难道会……

不会的！他不是那种人，我要打听他的下落，一定要找到他！

这一天，徐特立去拜访他的老同学邹希鲁。两位密友到了一起显得格外亲热。

邹靖华见徐伯伯来了，就忙端着茶走进屋里，叫了声：“徐伯伯好！”

把茶分放在徐老和爸爸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