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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站在身旁的许延滨和曾正魁强忍着泪，安慰妈妈，把妈妈扶进了屋。

装甲兵招待所。

装甲兵招待所是许光达主持建筑的。当时，修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接待佳客贵宾，没想到“作茧自缚”，成了囚禁自己的地方。

夜晚，装甲兵司令部大院在喧嚣之后，尤其静谧。许光达坐在椅子上，一天的折腾之后，稍稍安静了一点。但是，他的思绪并没停止：这次关押和上次不一样了。这次，已被撕去领章、帽徽，名副其实地成了阶下囚。批斗主要是武斗，两个大汉，对许光达施以拳打脚踢，挥鞭舞棒，打得周身是伤，几次休克，在拳脚的同时，伴以高声的辱骂：“你许光达是大将又有什么了不起？今天就让你知道革命小将的厉害！”

许光达已不存有什么希望了，他头上顶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二月兵变”

的总参谋长，一顶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夫人邹靖华。她能承受这种打击吗？解放前的十年，我牵连她受了那么多的罪，这次，又要连累她吃苦……想着，想着，许光达这个硬汉子的眼角湿润了。

是的，邹靖华再次受牵连，被关进有色金属设计院的“牛棚”，勒令她与许光达划清界线，揭露他的罪行。

1968年2　月15日，一个新的日子。

曾正魁生下了一个女孩，婴儿的诞生，呱呱的哭声，给这个冷落的家庭带来了一些生气，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曾正魁和邹靖华很想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光达。可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只好拍了一张照片，让炊事员张进保利用送饭的机会带给许光达。望着孙女的照片，许光达的脸上露出了久日不见的笑容。又一代人了，如果现在能亲亲孙女该多好啊！

突然，一只手猛伸进来，抢去照片，扔在脚下：“狗崽子的照片，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也是个反党分子！”

“你给我捡起来！”许光达怒吼着，严厉地瞪着看守。

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赫赫的大将军发怒。将军的威仪震惊了他，一种无形的威力逼迫着看守，他乖乖地捡起照片。

张进保因传递照片受到批斗，从此，不准他送饭了。而且，也不准家人送饭，改由士兵打饭。家人与许光达的联系被割断了。

2　月20日，晚上十点多，一群造反派闯到许光达的家，逼邹靖华在晚上12点前，搬到院里的一间破房子。同时规定：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其他东西一律查封。还让邹靖华交出银行存折，工资一律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

2　月的北京，冰天雪地。寒风在黑夜里更加刺骨。造反派把邹靖华他们要带走的东西，不断地往外扔。这对邹靖华来说，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婴儿的小床。许光达被捕后，家人已料到还要被抄家，要被扫地出门。他们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查时，发现将军保留的大量资料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越久远，它的史料价值就越珍贵。于是，他们把这些资料用塑料布包好，平放到小孩床底部的夹层里，上面铺着小孩的尿布之类的东西。显然，造反派都躲开这张小孩床，怕闻尿味，催促许延滨自己把床搬走。

1968年的初春，装甲兵大院。

初春的阳光照在大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春天只是刚刚开始，严冬的寒意并没有退去。

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大院。

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

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在阳光下，他发现邹靖华两鬓白发又多了，身体也更瘦弱了。“靖华，她遭的罪一定不比我轻！靖华，多多地保重啊！”许光达喃喃自语道。

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

许光达激动了，也挥手向家人致意。

咫尺天涯，不得团聚！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大将，开国的功勋，竟然连普通百姓都可以享有的天伦之乐，都给剥夺了。连续不断地批斗，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滑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公开说：“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　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五十三十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让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受得住这样的折唇。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送到医院。但是，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最真实地记录着：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从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①1969年5　月16日，“许光达专案”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要他赶紧认罪。”

5　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站着一个人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