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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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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界提出：创作难出书更难

但是当时文化人对于国家的新闻出版管理制度并不满意。1957年4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作家座谈会。文化人铺开底稿，纷纷发言，谈论写作跟领导、出版方面的新障碍。

没有写作时间

巴金说，以前提一些意见很担心。虽然对事，但总要连到人，因此不想讲。我是专业作家，但是我现在没有写作时间。问题在领导对上海文艺工作并不重视。某些领导同志只要我写别人的人事材料；对创作思想问题、怎样研究中外古今名著等许多重要问题，却没有人考虑。要么就是批评，但只批评，文艺是不会繁荣的。

巴金接着说：我看领导没有错，是下面搞错。周总理同意上海搞个文艺俱乐部，下面却批评是浪费。作家协会应该管创作，可是现在只能像机关一样办事务，本身业务没有办法搞。上海城市很大，连外国许多作家也说可写的东西非常多，作家协会偏偏组织会员到东北和别的地方去体验生活，似乎上海没有什么可以写。作协本身就没有考虑到上海这一个城市的特点。靳以也认为如此。

出版部门又缺又滥

巴金说，出版部门问题很多，没有很好领导，又缺又滥。初中语文课本里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感到困难，要找教学参考书，书店里就没有。有的书一印十几万册，积压在仓库里。该出的书出得很少，去年大规模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纪念鲁迅学习鲁迅，可是鲁迅全集只印了二万册，叫了半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但读者要买书却买不到。巴金建议要有计划地出好书。

他还说，书籍初版时可以少印一点，经过群众考验，再版时就可多一点。以前出版社私营时期出版、印刷、发行都有配合，如果再有数万存书，出版社就只好关门，现在不要紧，积压多了，卖不出去，可以向银行贷款，他严厉批评这种浪费国家财产的行为。

只此一家不能竞赛

巴金说，上海文艺出版社本来有几家，现在只有一家，这种局面，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就很困难。繁荣创作要多出书，作协希望多出书，可是现在出版社的做法是“可出、可不出者，不出”。如果有两、三家出版社，对一部作品这家不出那家可出；现在独此一家，一旦决定不出，则难见天日。同时，对书籍内容的估价，作家和出版社就不同。加拿大一位作家写了一本《白求恩大夫》，民主德国早已翻译，平明出版社出过两版，后来新文艺出版社不接受，说是书中有宣传“个人崇拜”之处，没有写群众。我看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可以讨论。

巴金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写的《谈契诃夫》，自平明出版社转到新文艺出版社，竟被误作是译著，出版处的书面材料中说，“译者情况尚未了解，出版不出版未定”。这个关门造表的材料是“新文艺”给出版处的，也不研究一下。这说明了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

稿费标准不合理

傅雷说，现在出版局认为稿费太高。所以傅雷着重谈到了出版中的稿费问题，他说，这是出版业与作家的一个尖锐矛盾。解放前，是销一本书，扣一份版税。最近是：根据固定印数拿钱。10万字一本书一版定额为一万册，每千字10元，印一版，版税是1000元。拿了1000元后，要出到一万零一册时，再有钱。一般创作，一年可二、三版，古典文学名著销一万册要三、五年。再版无期，这种定额数是不合理的。

稿费标准也不能一般而定。编写一本通俗读物和化一二十年功夫才能完成的巨作的书，稿酬不能相差太近。作家再生产的过程是漫长的，不可能一本接一本的写，有时候，一二十天写不出一个字，这时候要稿费维持生活。同时，作家自己要有一定的特殊参考资料。所以现在稿费递减率要改变，创作稿费到七版时稿酬打八折，翻译第三版时打七折，这对化费过多劳动的人是不公平的。他特别提到，剧本创作报酬太不合理。一般人认为剧本的字数很少，不排满，浪费篇幅；但这要从作品内容看。剧本上演税也少得可怜。灌唱片的稿酬更少。

傅雷指出，这个问题已讲了好几次，现在还没定论，他请中央快一些决定，好使作家安心，特别是今年实行职业化的时候。

出版效率不高

靳以批评出版效率不高。他说，准备出版的《收获》是双月刊，60天才出一期，但排印和出版一期却要72天，当年韬奋的生活书店两三天就印出来了。出版机构庞大，制度繁琐。独家经营也是个原因。听说有个出版社，校对员一天只校对七千字。巴金同志提得好：有人回家多看了几张校样，评为先进工作者，真是矮子中挑长子。靳以还指出了一些不合理情况，例如《佛子岭曙光》再版2000册，只得到60元稿费。

罗稷南说，出版社掌握作品生杀大权的只是几个编辑。他们权太集中，责任太重，不好。希望多有几家出版社，不要一家独断，一花独放。出版书，品种要多些，纸张困难，印数可少一些，不要特别捧一种，不要以个人趣味来决定，应该倾听群众意见。他提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都有长远历史，不能一笔抹杀。以前它们出的古典文学、辞典、工具书和科技书绝版了，现在买不到。出版界一切像是另起炉灶、重新做起，这种做法不好。不能割断历史，抹杀前人的劳动。（摘录上海报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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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酬一降再降（1958…1966年）（1）

但是，上述巴金等作家的意见，丝毫没有被接受。反而变本加厉地降低了稿酬。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特别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后，对文化人开展拔“白旗”及批判“一本书主义”等政治运动，认为印数定额稿酬制度是形成高薪阶层的基础。到1958年9月，就停止使用这种付酬办法。

1958年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

1958年7月，文化部颁发的《书籍稿酬暂行规定草案》才算是正式制定了统一的稿酬标准。当时的稿酬标准是：著作稿每千字为4元、6元、8元、10元、12元、15元。翻译稿为每千字3元、4元、5元、6：元、8元、10元。比1953年的标准有所降低。

制定这个标准时的指导思想是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要保障作者、译者有一定的收入要相当于大学教授的水平，鼓励创作，又防止稿酬偏高，滋长作者追求物质享受的倾向。

但是，这个新标准刚刚实行了3个月后，到1958年大跃进，由曹禺等几位作家联名发表文章，主动提出降低稿酬。但是，也有冰心等人提出取消个人工资，只靠稿酬生活。中国作家中只有巴金是不拿工资，只靠稿酬维持生活的。于是，文化部就在1958年10月10日发出《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通报》，提出：鉴于“过高的稿酬标准，使一部分人的生活特殊化，脱离工农群众，对于繁荣创作并不有利，”所以希望各地报刊、出版社将稿酬按当时标准降低一半。

又过了半年，到1959年3月23日，文化部又发出了《关于降低稿酬标准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局（厅），新闻出版局、中央级报社、杂志社、出版社：

我部前于1958年10月10日，以（58）文钱出字第593号文，将北京各报刊社、出版社关于降低稿酬一半的倡议，作了通报。这一倡议的执行情况，一般说是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稿酬标准降低以后，有些专业的作者和翻译工作者生活发生困难，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