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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三）文物作价的情况

革委会成立后，陈（伯达）说：“我该（欠）你们几百万了。”在书店买一部分书作价多了，陈说：“你们还让我吃饭不让。”管理人员去市委请示，得到的答复是“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

（四）窃取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秘书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史料解读

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权倾天下，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露面来窃取文物的。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都懂得鉴赏，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1967年到1970年，正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他们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一伙极“左”派贪官。

——说林彪集团是窃夺文物或盗取文物，一点不假。虽然他们拿走文物时也交了点钱，但“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文物别超过20元，书别超过5元”，这不等于白拿吗？连陈伯达自己有一次都说：“我该（欠）你们（文管处）几百万了。”这伙人也知道自己的行为见不得人，因此行动起来鬼鬼祟祟，着装和乘车时也格外诡秘。

——林彪贪占文物的胃口相当大，是大批量地搜刮。北京市有若干存有文物的处所，这些藏宝的处所都成了他们的目标，无一例外地被他们搜刮过。

——从林彪这伙贪官的心态看，他们窃夺文物时都抱着一种心理：“我打下江山，江山就是我的”。在他们眼里，文管处就像自家贮物的仓库一样，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意支配，根本不受什么文物管理制度的制约。正像林彪秘书说的那样：“领导需要一些东西，……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录自报刊文摘）

。　想看书来

1979年上海的大学生活（1）

（当时大学生李璜叙述）1962年我生于上海，1979年高中毕业考入大学。当时上大学是不收费的，住宿也不要钱，唯一的要求是把家庭户口里面自己的“粮油关系”由派出所开证明，转到学校。生活困难的同学每月还有十几至二十几元的补助。当时班级里有差不多一半的同学，拿到不等的补助。另有一部分同学是“老三届”，他们是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考入大学的，还继续领取基本工资，每月大约30—40元。

那时母亲给我每月30元生活费，包括一日三餐，买书和生活、学习用品，算是比较宽裕的。当时学校食堂的饭票，是一斤上海粮票加1角6分钱。早上，二两一个的淡馒头一分半一只，一两一只的肉包子5分钱一只（两年后涨到8分钱，为此同学们作了坚决的“斗争”，一连几天都不去买，食堂无奈又降至5分钱）。午餐和晚餐，最贵的是排骨加蔬菜，1角8分，其余荤菜全是1角多些一份，蔬菜一律3分钱；汤是不要钱的，可以随便盛。

至于书价，现在看来是非常低的，一般的教学参考书都在1元左右。80年我曾买过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才3元4角5分。现在看来，便宜得令人难以想象。

学校礼堂每星期天晚上放电影，基本上是外面电影院尚未上映的。一般是8分钱一张票，好一些的译制片1角钱。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相邀去看话剧，听音乐会，似乎从未因票价太高而看不成的。

那时的交通费也便宜。电车票分4分、7分、1角、1角3分四档，汽车票分5分、1角、1角5分三档。周末回家，从位于城西的校舍，回到位于城东的家，乘电车化1角钱就可以了。

二年级时，我们六个同学在国庆节放假时到普陀山玩了三天，船票、门票、吃、住、拍照（当然是黑白的），每人一共才化了21元。因为太便宜了，至今印象深刻。

（写于1999年12月15日）

1980年北京的官方价格

面粉每斤1角8分，普通大米每斤1角3分，大米（粳米）每斤2角，食用油每斤8角5分，猪肉每斤8角7分—1元，鸡蛋每斤8角2分—9角8分；牛肉每斤6角9分，羊肉每斤7角1分，大白菜每斤3分，元白菜每斤6分，土豆每斤7分，西红柿每斤7分—9分，黄瓜每斤1角3分，牛奶（订户价）每千克6角6分，　棉布每尺2角8分，洗衣肥皂每条3角3分。

可见，1980年间北京“一块钱”官价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元。

1980年北京一个家庭的生活

赵定军（女）现在是一位编辑、作家。她生于1951年，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致右腿残疾。到16岁初中毕业时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乱。

1969年，她不满18岁就进了北京市某印刷厂，当刻字的学徒工。第一年，每月只有16元生活费，第二年18元，第三年21元；直到第四年满师，每月才能挣到33元。到第五年（1973年）正式定级，每月能挣到38元6角。这个数目的工资，她一直拿了14年。

自从参加工作后，她一直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因为家里弟弟妹妹还小，按照家里的要求，她每月要交给家里10元钱。在工厂里一天吃三顿饭，每月又要化去10元左右。这样，她每月就只剩18元钱了。这18元钱，她要买牙膏、牙刷、卫生纸等生活用品，还要买一些书和笔之类的东西，每月所剩无几。从20岁学徒期满一直到结婚，她的全部存款只有200元。

丈夫的家境更困难。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两个弟弟都在内蒙插队，一个小弟弟上学。他每月工资41元3角，除了要交给父亲10元以外，还要工作9年期间，他只给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所有存款也只有200多元。

1979年准备结婚时，把两人的积蓄全加在一起，不足500元。小夫妻俩没有一点外援，也不想去借钱，只能处处精打细算。花了300多元，买了一个小衣柜，一张双人床，一张写字台，一张圆桌和一些锅碗瓢盆等日用品。没有钱请客人们吃饭，就花了100多块钱，买了点糖，烟、点心和瓜子，招待大家。存款就花光了。

两人结婚时都快30岁了，但是单位还是不能分配给他们住房。只好向同事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屋子，是在牛街的筒子楼。就权且算是临时的新房吧。

再说说他们的结婚“礼服”。她穿的是一件花格西服，是用11元钱的一块布料，请姑姑给做的。丈夫穿的裤子，是一条旧裤子烫了烫；上衣是件花21元上海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