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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部分（第1页）

事实上，朱纨的辩解根本经不起推敲。从时间上看，走马溪之战发生在正月二十日，而朱纨直至杀了李光头等96人之后，才在三月十八日向朝廷六报闽海捷音，说“生擒佛诬蔑郎机国王三名”等，其中必有不可告人之隐情。

事实果真如此。葡萄牙人克路士记录了一段惊人的秘密：走马溪之战后，卢镗“拼命劝诱4名看来比中国人神气的葡萄牙人承认他们是马六甲王。他终于劝服了他们，因为他答应待他们比中国人好，同时又以利诱。他在夺获的衣物中找到一件袍和一顶帽，就问一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那是什么服饰，他们让他相信那是马六甲王的衣物，所以他马上命令照样再做三件袍和三顶帽，这样他把他们四个人都打扮成一个模样，使他的欺诈变真，使他的胜利更加辉煌。”不仅如此，卢镗还企图私吞船上的货物。“为了更安全做到这一点，不被人一眼识破骗局，他对那些和葡人同时被俘的中国人施行大处决，杀掉其中一些，还决定要杀余下的”，“他奉命动向去见海道（实际上是朱纨）；他命令准备四乘轿子给那四个叫做叛王的人坐，体面地送他们去。其余葡人则坐囚笼，头露出，脖子用木板夹紧，使他们不能把头缩进去，受伤的人亦如此，沿途暴露在阳光和露天里”。朱纨发现了卢镗的阴谋后，非但没有将其问罪，反而与之共同编织谎言。“他们一致同意，为保守秘密，卢镗应继续干他开始干的事，也就是杀掉在那里被俘的所有中国人。他们即刻命令执行，因此共杀了九十多名中国人，其中有几名小孩。他们仍留下三、四名青年和一个男人，通过这些人，他们可以向皇帝证明他们所冀图的，那就是指葡人为盗，隐瞒了他们夺取的货物，也通过他们证实那四人是马六甲王。”

嘉靖皇帝指派杜汝桢、陈宗夔详细勘查后得知：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克路士报道的主要情节与杜汝桢的报告基本一致，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要求朱纨停职检查的消息传到杭州，朱纨义愤填膺地坑诉道：“倭夷易除，家贼难防！我为人既刚且直，决不与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还作了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4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51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

朱纨平寇以后，闽浙沿海的百姓并没有过上安宁富足的好日子。恰恰相反，因为走私贸易不畅，他们的生计反而更加困难。《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而朱纨捣毁双屿港后，舟山的走私海商分裂成主张通商的互市派与铤而走险的寇掠派。互市派的汪直集团稍后逃至日本平户后，四年不再回国；而寇掠派的林碧川、萧显、徐海等集团则据舟山群岛为寇据地，四出流劫，终于蔓延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嘉靖倭患。

在嘉靖倭患中，汪直海商集团一直争取说服明朝政府开放海禁，与东洋、西洋诸国互市，准许自由贸易。但明朝政府假意答应汪直要求，笑里藏刀，用尽阴谋诡计，把汪直玩弄于股掌之间。与此相反，失去双屿、浯屿之后的葡萄牙人得到的是本国政府始终如一的支持。1553年，他们通过欺骗手段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重新建立起新的贸易网络，并一度垄断整个亚洲地区的海洋贸易。明朝政府对自己人穷凶极恶，对外夷宽宏大量。这种“宁与外夷，不与家奴”的窝里斗作风一直延续下来，至今犹有余波。

1567年，坚守海禁制度的嘉靖皇帝寿终正寝。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中国商民出海贸易。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来一线黎明的曙光。

第七十六章　倒行逆施

这些强硬的海禁派为何始终不肯向人民让利？那是他们笃信霸道并且立场坚定，这些统治者认为他们的强权和利益不容挑战。谁敢挑战他们的强权和利益，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杀！必须打倒任何反抗者。

专制没有内政，暴君不会慈悲。在中国，历来流行一种论调，那就是政府施舍论。即使当代中国很多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

现在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尚摆脱不了这个诅咒，你可以想象在五百年前那种封建社会里，明朝政府对民生控制有多严密。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荒唐事随时发生。政府说封山就封山，百姓上山打猪菜或挖根草药治病，也是砍头的罪。嘉靖尊道，所有佛庙几乎毁掉；几千年实行盐、铁、酒、糖的管制专卖，凡能容易弄钱的生意都由官商进行垄断经营；他们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着空气，这也不准，哪也不准，就是老百姓的死活他们不管了。远的不说，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年代，经商做买卖也曾经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皇帝金口一开便是真理，凡是皇帝说的都是对，凡是皇帝说的都必须拥护。即使皇帝长个猪头，想出一个只有猪才敢想，才敢干的馊主意。下面拍马屁的官员和迎合圣意的逢迎之徒也一样山呼万岁，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至于人民怎样想，哪些味着良心迎合圣意的马屁官员才不管，你想不通？你可以死呀！

比喻嘉靖皇帝姓朱，生肖属猪，当忌讳猪字。老百姓想吃猪肉整天杀猪，那还得了？谁晓得这些屁民杀猪的时候心里怎么想，如果他们杀猪时念着杀“朱”，那不是想作反吗？嘉靖皇帝觉得大事不妙，他有必要维护一下自己同类“朱”们的利益。

于是朱厚熜为避讳发布禁猪令，诏告天下，禁止杀猪。

嘉靖六年，议完大礼的明世武宗朱厚熜突然发布了一道圣旨，禁止民间养猪、卖猪、杀猪、吃猪肉，胆敢违抗，则发配边疆永远充军。显然，明世武宗朱厚熜已经把养猪、杀猪这件民间寻常事视为对皇帝大逆不道的行为，他还抛出了吃猪肉会生疮，会对健康不利的观点。此令一出，举国震动。深恐引火烧身的老百姓们立刻把家里的猪全部杀掉，减价出卖，或赶紧埋掉。这样一来，不仅活人吃不到鲜美的猪肉，就连祭祀仪式上也不得不用腥膻的羊肉替代。这一来吃不上猪肉的官员急了，礼部上奏说国家的正常祭典都要用牛、猪、羊“三牲”，如今猪肉绝迹，无法按常例进行，请求更改。经过大臣们一番苦谏，明世武宗朱厚熜最终不得不取消了这道荒唐的禁令。不过，他下旨命令猪猡们改姓，不准它们姓猪。因猪以糟糠为食，故称为──糟糠氏。

在皇权、官威至高无上的年代，老百姓更是被官员们捏弄得象只猢狲一样，叫你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敢不听话，大刑伺候。偶尔出个清官，打开一条裂缝，给小民一条生路，也是皇恩浩荡。小民要山呼万岁，感恩戴德。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汪直显然是个不相信恩赐观的叛逆者，他用武力反抗强权霸道的残酷压迫，也试图用暴力手段迫使封建统治者就范，改善民生问题。他当然毫无意外地遭遇到强权霸道的疯狂反噬，结果一个为下层劳苦大众争取生存空间的人民英雄被打成“倭寇”和“汉奸”。一个为人民说话的强人成了“汉奸”，那么你就可以理解现在没有人再为下层劳苦大众说话和争取权利了。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的，汪直付出的代价够惨重了。

读史必须怀疑一切，统治者说的真的是对吗？是无可置疑的绝对正义和真理吗？总之，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所以，我们的穿越者王婆留站在一个五百年的门槛上，回头望去，一个没有思想的民族，没有未来；一个否定抗争的国家，就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国家。

中国从来不缺少奴才，却缺少类似汪直这样的叛逆者。

做人要有尊严的理念，只有抗争才能赢得生存；只有抗争才能赢得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