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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的司令，包炮成了王“司令”的密友……

向西，向西，轿车朝着安亭急驶。一路上，从包炮的嘴里，掏得了关于“工总司”和“安亭事件”的最准确的情报。张春桥向来是很重视情报的。兵书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春桥确信这是古人经验之谈。

从大场经真如、南翔、黄渡，轿车在凌晨驶入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

张春桥在细雨中刚刚下车，一个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年轻人，马上用雨伞遮住飘落在张春桥脸上的冷雨。

“春桥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经包炮这么一介绍，张春桥向那年轻人伸出了手。

这是张春桥第一次与王洪文握手。于是，因搞“革命样板戏”而江张携手，因批《海瑞罢官》而江张姚结谊，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个同伙——虽说四人结帮而左右中国政局是在好几年之后。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包炮把一个眉目清秀的二十岁的小伙子，介绍给张春桥。

“哦，我知道，潘国平！”张春桥马上说出小伙子的大名，使这个上海玻璃机械厂的青工感到分外高兴。

谈判，就在安亭上海无线电专用机械厂里进行。谈判的一方是“中央大员”张春桥，另一方则是“工总司”正、副司令。潘国平是在得知张春桥要来安亭的消息之后，从南京赶来的。

张春桥很快就发现，潘国平能言善辩，乍乍呼呼，话虽讲了很多，没有份量。

王洪文到底比潘国平年长十一岁，是个干部、党员，讲话不多，却都在点子上。

在潘国平讲了一大通之后，王洪文开口了，很简洁地代表“工总司”，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

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中共上海市委，这是什么性质的行动？

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

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获秋作公开检查？

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一路上，已经预料到“工总司”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早就打好主意：借助“工总司”的力量，来冲击中共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一旦把陈、曹拉下马，那上海便是他张春桥的天下！

正因为这样，他非常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谈判十分顺利地进行着。虽然潘国平坚持还要带领去南京的二百多人继续北上，终究还是被王洪文说服了。

十二日早上八时，一辆大卡车驶往安亭火车站。张春桥站在火车上，冒雨向两干多上海工人讲话。他的左侧站着王洪文，右边站着潘国平，后面站着包炮。

张春桥重复着那些动听的话语：“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

张春桥讲毕，王洪文以“司令”的名义，大声地号召：“‘工总司’的战友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支持，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马上返回上海……”

张春桥与王洪文第一次进行了成功的合作。中午，王洪文率领一大批“工总司”

工人登上火车，返回上海。下午四时，张春桥也回到了上海。

张春桥一到上海，马上挂通了北京长途电话，把情况向江青汇报。他深知，江青会在毛泽东面前为他“美言”，而毛泽东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

翌日傍晚，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着浆糊未干的传单，标题是《张春桥同志签名同意五项要求》。我从当年的“一月革命展览会”所保存的展品中，查到了张春桥签字原件。那是写在一张笔记本的横幅纸上，字迹细稚，甚至把曹获秋写成“曹狄秋”，可见是出自“工总司”头头之手。末尾，有蓝黑墨水签的“张春桥1966·11·13·于上海”。

全文如下（照手稿抄录。各种传单上字句有出入）：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11·9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完全责任。

四、曹获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发的这“五项要求”的传单，飞快地传到了中共上海市委。

当天晚上，刚吃过晚饭，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手里拿着传单，踱进了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