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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2页）

在西安，蓝苹曾向徐明详细谈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后，如何写“自首书”出狱的……

确实，徐明清是深知江青历史的关键性人物。康生知道这个人，也知道江青的历史情况，一直守口如瓶。

至于吴仲超，乃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一九三六年四月，当张春桥参加吴成志（即宋振鼎）组织的“中国共产党上海预备党员委员会”之后，是吴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找吴成志谈话，解散了那个非法组织……

康生对王观澜、吴仲超这样重要的线索，都一清二楚，对江青、张春桥的底细也都了解。他向来是一个擅长摸别人“底牌”的人。他把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并不急于甩出去。他是个精于投机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为有利时，他才甩出这些“底牌”。

这次“直线电话”，确实是“绝密”的，瞒过了江青和张春桥……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结束了他云谲波诡的一生。他临终前的这一着棋，既给毛泽东留下下了“忠诚感”，而又因“绝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张春桥。

于是，中共中央为康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这个老滑头，居然在死后骗得三顶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无产阶级革命家”，二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曰“光荣的反修战士”。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他这个“康老”还作为正面形象出现在中国报刊。有人说，“康老”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四人帮”还在台上时，就向主席报告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为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举行的追悼会上，胡耀邦在悼词中替安于文冤案平反时，点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制造的冤案。这是康生在死后第一次遭到公开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布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开除康生的党籍，撤消了康生追悼会悼词，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闹剧，至此才在屏幕上推出个“终”字……

毛远新成了“联络员”

就连老伙计康生都要在临死前对江青、张春桥来一个“反戈一击”，“四人帮”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濒临日暮途穷之境。

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泽东另装了一架“专线电话”。“电话”

的这一头是毛泽东，另一头是政治局。政治局开会，靠此人去传达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况；则靠此人来到毛泽东的病榻前汇秉。

此人乃毛泽东之侄毛远新。“文革”之初，红卫兵们广为印发一份传单，标题为《毛主席和侄子毛远新的谈话》，毛远新的名字才为人们所知。借助于毛泽东的威望，这个从大学毕业不算太久的年轻人，当上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

毛泽东从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讲话吐字开始含混，难得会见客人，于是需要一名“联络员”。毛远新向来对江青言听计从，何况又是毛泽东的亲属，便放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要职，来到毛泽东身边，充当“联络员”。

其实。这“联络员”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发布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江青把毛远新调来，充任“联络员”，下了一着“妙棋”：那时的她，与毛泽东分居。她住钓鱼台，毛泽东住在中南海游泳池旁。她屡受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已经看出她有野心。她这“第一夫人”，与毛泽东之间已隔着一堵墙。

江青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七日写给张玉凤的一封信，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她与毛泽东之间关系已日益疏远———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买灯光装制（引者注：“制”似应为“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引者注；应为“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找毛泽东要钱；得给张玉凤写信，而且要张玉凤在“主席暇时，报主席”，这位“第一夫人”其实早已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只是她每一回在公众场合露面，总是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主席身体非常健康”……她竭力用这样的话语，在群众面前为自己树立“第一夫人”的形象。

她把毛远新派到了毛泽东身边。毛远新成了她的“传声筒”。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厂。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我感觉到外面有股风。”毛远新答道。

“有股风？”病中的毛泽东，虽然言语含混，听力下降，思维却依然敏捷。

“一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风！”从毛远新的嘴里，说出了江青的话，“这股风，比一九七二年借批极左来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凶。”

毛远新说的一九七二年那股风，指的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