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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此案直至经历了十七个年头之后，在一九七九年八月，经邓小平批示，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九年第五十三号文件，才终于得以平反。

文件认为，《刘志丹》是一部较好的革命文艺作品，小说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政治倾向是好的，有意义的，《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写作是正当的，没有什么阴谋，也没有什么“秘密反党集团”。在写作过程中接触的人，全是工作关系，不是什么“反党”关系。

文件批驳了康生，也批评了阎红彦，指出康生强加给这部小说的罪名，是制造了理论上、思想上的混乱。

文件特别指出，小说中的罗炎，并不是高岗。《刘志丹》是一部小说，不是党史，应该允许作者有运用典型化方法塑造人物的自由，而不能用索隐式的方法硬把小说人物同真人等同起来。这种索隐式的批判方法，应当铲除。

文件还认为，应当实事求是的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评价一切人的功过是非。不能割断历史——因此，小说中即使采用了高岗在陕甘时期的某些材料，也不应定为“为高岗翻案”。

所谓“索隐”，亦即附会，亦即影射。把小说《刘志丹》索隐成是“为高岗翻案”开了一个恶例。

此事给了江青莫大的鼓舞。此后，她运用康生的“索隐式”手法，把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打成“为彭德怀翻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江青意识到形势对她颇为有利，便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约见了齐燕铭。齐燕铭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此时担任文化部党组书纪兼文化部部长。江青向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茫然，不知江青这番话有何来历——是江青自己的意见，还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论职务，江青只是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只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怎可以“训示”齐燕铭？

此后不久，江青居然召见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这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须知，当时陆定一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江青又一次向他们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部长们居然无动于衷，对于这位颐指气使的“第一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

部长们又一次忽视了江青的“能量”。江青下决心要大干一场——她结束了“疗养生活”，插手于中国政治了……

第十二章　江记“样板”

成为上海的“女客人”

神出鬼没，江青忽地一回回南来，“隐居”在上海。

往日，她也来上海，但没有这么频繁，而且主要是为了治病。如今，她来上海的使命却是“天机不可泄”。为了行踪保密，中共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她是“老上海”，她最喜欢住的是坐落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数百公尺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锦江饭店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当年，夏其言、史枚就住在“十三层楼”附近的抬安坊。

蓝苹和唐纳吵吵闹闹时，找史枚评理，便去信安坊。

华懋公寓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积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为锦江宾馆。另外，附近的建于一九三五年的十八层茂名公寓，建于一九三四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归入锦江宾馆。

在马路对面，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

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那里先后住过美国总统尼克松、卡特、布什，日本首相田中、中曾根，法国总统德斯坦、西班牙国王胡安、印尼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曾在锦江饭店下榻。

江青看中上海，全然是因为中共上海市委的“首脑”跟她一拍即合。此人便是柯庆施。柯庆施是资深的中共领导人物，他早在一九二○年已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莫斯科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江青在延安时，结识了柯庆施。那时，何庆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而江青则是中共中央党校学员，说起来，柯庆施算是江青的老师。

一九五八年之后的柯庆施，进入他政治生涯顶峰期。他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又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是上海响当当的“第一号人物”。在一九六五年，他还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当中国这艘硕大的巨轮向“左”偏航之际，原来就思想颇“左”的柯庆施，颇得毛泽东的赏识。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柯庆施在上海文艺会堂对文艺界人士发表演说，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左”的口号。

所谓“大写十三年”，指大写解放后十三年，以为“只有写社会主义的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江青敏锐地意识到柯庆施的文艺见解与她完全“合拍”。正处于孤掌难鸣的她，求助于柯庆施，立即得到柯庆施的支持，在北京，她“召见”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部长们对她的意见不屑一顾。她寻求支持，寻求强有力的支持者。柯庆施的支持，使她一次次南下上海，进行一番番密谋。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讲话时，说及了自己的“认识过程”，强调了“柯庆施同志的支持”：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村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人所皆知的是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而江青所说的“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却鲜为人知。

此文发表于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七日上海《文汇报》，题为《“有鬼无害”论》。作者的名字，是完全陌生的，曰“梁壁辉”。

“梁壁辉”何等人氏？显然，这是一个笔名，据云，笔名源于“大笔一挥”，写此文时颇费思索，“挥了两笔”，“梁壁辉”亦即“两笔挥”的谐音！

“梁壁辉”是谁的笔名？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俞铭璜也！

在上海发出“有份量”的第一炮

俞铭璜在发表了《“有鬼无害”论》之后半年，便病逝了，年仅四十七岁。

两年后，柯庆施也去世了。

俞铭璜和柯庆施在去世前，都没有留下“女客人”关于那“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回忆。倒是应该“感谢”江青，在她得势的时候。“吹”出了这篇文章的内幕。不过，毕竟是当众演说，她也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篇文章的“组织人写”以及发表，是颇为重要的事件，此后，江青选择上海为“基地”，选择《文汇报》为“阵地”，其源盖出于此。姚文元那篇批《海瑞罢官》的“宏文”，实际上只是此文的“续篇”罢了。

笔者从上海《文汇报》友人那里得知，当年经手“梁壁辉”的文章的是唐振常。当年他是《文汇报》文艺部主任。虽然他如今调离了《文汇报》，笔者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五日寻访了他。他回忆了那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唐振常记得，那篇稿子是“上头”来的，是《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苏交给他，叫他照登的。其实，稿子也不是陈虞苏组织来的，是“上头”交下来，要他“奉命照登”罢了。

唐振常一看那笔迹，很熟悉，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