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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部分（第3页）

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还批示：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

遵照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开会，“议”题便是批评江青。

江青在会上勉强作了“自我批评”。就连她自己，在两个月后写的检查中，也承认：“我在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

看来，江青的问题不能不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能不解决——毛泽东在垂暮之年，力求“安定团结”，而江青恰恰是最不安定。于是异乎寻常，毛泽东决定在五月三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谈话。这如同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他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小宗派”一样，表明事态已经相当严重了。对于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这是他最后的岁月两次亲自出席政治局会议……

不得不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

知道毛泽东要召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也抱病前来。

毛泽东的黄昏岁月，来往的人很少，政治局委员们也难得见到他。与他经常通电话的是周恩来。据张玉凤回忆，除了周恩来之外，别人几乎没有给毛泽东去电话，生怕干扰他的养病。即便是江青，求见毛泽东，也未必允见。只有王海容、唐闻生，倒是说来就来，说见就见。

正因为这样，五月三日，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见面时，周恩来说道：“大家快一年没有见到毛主席了，非常想念主席！”

屈指算来，从去年七月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见过面之外，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跟毛泽东“阔别”十个月了！

毛泽东跟政治局委员们打招呼。他握着陈永贵的手：“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引者注：指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报告自己一年中的时间安排）。不要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可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毛泽东的话中，包含着对江青占领下的那个钓鱼台的反感。

会议开始了，毛泽东言归正传：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毛泽东接着说：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引者注：指”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以王明为首形成的教条主义派别）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

毛泽东说起了教条主义之害，思绪忽地从王明飞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人发表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政治局委员们都笑了。

待大家笑毕，毛泽东正色道：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强调“三要三不要”，他说：

“其它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毛泽东又说：

“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美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找来看一看。”

这时，江青赶紧插了一句：“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嗯。”毛泽东答应了一声，他由此说及了江青：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溜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毛泽东批评江青，说道：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毛泽东批评的是江青以个人名义多次送“批林批孔”和别的材料。

毛泽东又提起了“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