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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序言　　不算成功的尝试

大约两年前，我开始问自己，你能谈论自己的国家吗？你能否安静地把一件事讲清楚？

那时，我厌倦持续了四年的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煞有介事地谈论华盛顿、伦敦与新德里的局势，将马基雅维利、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的名字纠缠在一起，从民族国家纵横到后现代世界。

这种写作充满了快感，却也常常不知所云，它让我不时陷入虚空，对于更真实、生动的生活反而失去了感受。一种焦虑油然而生——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不断讲述的是二手、三手甚至四手的经验，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

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我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我知道这种努力不算成功，它经常会滑向自我沉溺，为了感受的独特性，而夸张个人感受。我的价值判断也会急不可耐地从幕后跳出来，打断原本刻意镇静的叙事。它最终没变成我写作的新探索，它们仍然是单调的、令我厌烦的2000字的随笔。

想起随笔这个词，我经常心生不安。依稀记得一位作家说过，诗歌是青年的艺术，小说是中年的创造，而随笔则属于老年。似乎从21岁开始写作，我就一直处于老年状态。如果哪一天我开始写诗，或创造了一幕戏剧，那才是真正突破的到来之时。我怎么也忘记不了尼采刻薄的评价：批评家生活在精神王国的最底层。

但不管怎样，这些不长的随笔仍算得上是努力尝试的结果，在我参差不齐的写作序列里，它们更加安静、节制与从容；也更依赖我的个人感受，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功地捕捉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的某种情绪。

吾国吾民（1）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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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吾民（2）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