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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从进入“鸟笼”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大理石的地面、粗大的柱子、玻璃展柜里的玉器与金银，除去不使用人民币，一切像是我所习惯的酒店的翻版。

为我拿行李的小伙子，身材瘦弱，讲一口略微变味的普通话，他来自河南，在此工作4年了，是专门招募来为日渐增加的大陆游客而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客人脸上的表情，大多数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总可以看到的那种在KTV里烟酒过度、睡眠不足的不洁感，同时那里面夹有某种权力或金钱所带来的自得与傲慢。

大陆的游客正取代昔日的日本、东南亚赌客，成为赌场主要的生意来源。“5年前，这里人山人海”，我的朋友对我说。葡京赌场的衰落是显著的，酒店的装修总给人一种陈旧感，一桩丑闻也将它的声誉推向了不利地位。

一位被称作“猫姐”的葡京娱乐场贵宾厅主持人周若红和其丈夫林宝生2006年8月18日在珠海被杀，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的结局却是，这一对夫妇为躲避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雇用了杀手来杀死自己，期待巨债可以一笔勾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不受影响。

澳门！澳门！（2）

当然，对于前来澳门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又一则八卦消息，葡京赌场的人庭冷落，是因为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迈出葡京的大门，对面的永利赌场是另一幅景象。

它像是把拉斯维加斯的典型场面从沙漠平移到此。白色的外墙，深黑色套装的管理人员，陈列着路易·威登、Prada的玻璃橱窗，木制百叶窗，露天的意大利餐厅，当然，门前的音乐喷水池也具有风水的价值——它聚集财气不散。

夜晚11点的永利赌场人潮涌动，仿佛是周日上午的购物中心——一切才刚刚开始。横在葡京与永利之间那条正在施工的马路，似乎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隔。

澳门赌业的争夺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是全球商业新闻中不可忽视的故事。比起斯蒂夫·韦恩开办的永利，另一位美国人谢尔登·阿德尔森开办的金沙赌场才是全城的焦点。81岁的阿德尔森估计5年之后，澳门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博和娱乐圣地。

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形形色色的赌场，它们有着宏伟的名字——法老王宫赌场、英皇赌场、总统赌场，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上面是筹码、牌九、扑克牌的形状……

支持阿德尔森和他的竞争对手的雄心壮志的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巨大热忱。拥挤在永利和金沙赌场里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业余的赌客。在永利赌场的那一排排老虎机旁，坐在我身边的那位50岁左右的女士热情地教我游戏操作，她是一个中老年旅行团中的一员，来自福建。

在一张二十一点的赌桌旁，我看到了一张冷峻的脸，嘴唇因为过度专注而明显向前突出。我还听到了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在赌场旁的酒廊里，那位服务姑娘一开始努力用东北口音的英语和我讲话，但随即释然地转回了普通话。

到处是一个崛起中国的痕迹。一位经常来此的朋友告诉我，十几年前这里讲广东话的人多，然后是讲东北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山西客人又增加了——全拜煤炭价格的飙升。我的这位朋友见多识广，可以分辨出在赌客中，哪些是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大致辨别出他们的级别。在中国的腐败案例中，有的官员东窗事发正是在澳门豪赌所致。

在整个华人世界，澳门是惟一合法赌博之地；就像在很长的时间里，香港是中国人惟一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摆脱了他们对金钱的经常的虚伪态度。这两个曾经不为人注意的中国边陲之地，变成了中国人行为的实验场——倘若中国人摆脱了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行为举止将会怎样？

凌晨一点，我离开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打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某一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有点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当年那个长居在澳门一心想去北京传播信念的传教士正是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澳门的教堂像赌场一样多，这真是个奇妙的组合，或许在赌场觉得不安时，教堂是个不错的忏悔之地。

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澳门故事，蜂拥至此的中国游客对此不感兴趣。新加坡正在修建的新赌场，越南的赌场，甚至韩国也在准备修建，像如今的澳门一样，它们期待的顾客都来自那个日渐繁荣的中国。或许全世界都热爱赌博，但是中国人的赌博心理和别人多少有些不同。尽管人人都会说“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但是可能没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一个饱经压抑与对投机充满着无限热忱的民族，才会如此迷恋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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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胜利（1）

在光明桥旁的广告牌上，我看到了李宇春和新专辑《皇后与梦想》。她那张男孩子般干脆的脸，染成了黄色的、一缕缕的日本卡通人物式的头发，已是这个国家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认识她”，那位一心要装扮东方女性的著名人物靳羽西曾以她标志性的腔调脱口而出。她是《时代》的“亚洲英雄”，是与伦敦市市长共同点亮了“2006伦敦中国年”活动的灯笼的中国代表。

一年前，在零星看过的几场“超级女生”的比赛中，李宇春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接下来的对她铺天盖地的采访中，新闻媒体努力呈现一个简单、可爱、平民又富有个性的健康女孩形象，他们做到了，观众也喜欢这个形象，毕竟这是他们用几千万条短信，4亿人次的收视效果堆积出来的。

围绕着“‘超级女生’是否意味着某种民主形态”的愚蠢争论已经硝烟散去，如果一人一条短信就是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只是一种新的暴政的前奏。在这一年的“超级女生”，和它一个接一个衍生物，如《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非常6＋1》，这种活动的本质已不断地强化性地展露出来——与节目制作人和参与者喜欢标榜的“有创意”、“充满个性”、“付出努力”的概念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热衷于模仿、情感单调、喜欢投机的社会。

看起来这一届的“超级女生”的大部分候选人都是李宇春形象的翻版；那些不遗余力在镜头面前展露个性的年轻人逃不出来自港台、韩国明星的腔调与打扮；宣称自己代表《梦想中国》的制作人，给人印象却是，似乎在他心目中一代青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卡拉OK高手，或是一名可以在上亿观众前插科打诨的人……

李宇春对于社会的鼓舞情绪，与其说是她代表的那种单纯与健康，不如说是她展示了社会真正的情绪——你不需要刻意塑造自己，没有漫长的等待、艰辛的付出、持续不断的挫折，只等待一股潮流将你推到中心，那个邻家女孩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皇后了吗？那些80年代才出生、轻松卖出上百万册的年轻作家，获取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的20岁出头的毕业生，他们和各种选秀的冠军一样，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不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世上拥有某种唾手可得的成功。没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天赋、写作才华、商业能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年龄、唱片销量、资金额度，和他们满脸自得、假装叛逆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