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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名?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专门复习要考中专的(「注」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算干部编制,录取分数线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况不好或者认为考大学有风险的学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复习考中专),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咱们一言为定!”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应届生的第一名。过年前,孔老师高兴地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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