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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30　　慈善走入家乡　　254

31　　地理渐变　　261

32　　“廉颇老矣”　　268

33　　财富，死不带去　　276

34　　一刻也耽误不起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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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第一次遇见查克·菲尼是在白宫，1994年3月17日。当时，我是作为一名驻华盛顿的记者应邀前往的，而菲尼的出席则是由于他为爱尔兰和平作出的贡献。当时我只知道他是《福布斯》杂志榜上一位有名的亿万富翁，并且戴着一块廉价的手表，但我并不知道他还是世界上最默默无闻的大慈善家。这一点，不仅我不知道，那天被克林顿夫妇邀请到东厅的其他所有客人也都不知道，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距离人们所认为的亿万富翁如此遥远，甚至连一所房子或一辆汽车也没有。

2002年，我被报社派往华尔街，一个我和查克·菲尼共同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我从那时才开始了解他。我和菲尼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大多数是在他最喜欢的酒馆——第三大街的克拉克，经过几次商谈，他同意与我合作写一本他的传记，以便在有生之年继续倡导奉献。他答应向我公开他长期以来守口如瓶的家人、朋友、生意伙伴和受益人的情况，并允许我进入他的档案馆。但他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左右最后的作品，这本传记也没有得到他任何形式的捐助或资助。

最终，我得到的是最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他不断为自己的基金会的财富寻求好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我跟随着他周游世界。在许多遥远的地方，比如火奴鲁鲁和胡志明市，我与他和他的朋友们共进午餐和晚餐。每一个在生意场或慈善界结识菲尼的人，甚至是那些曾在生意上跟他吵过架的，都非常乐于讲述他的故事。从美国本土到夏威夷，再到英国、爱尔兰、法国、瑞士、越南、澳大利亚、泰国、香港和百慕大，我一路行来，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听他们讲述了菲尼一生中的不同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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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84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早上，拿骚国际机场阳光明媚，已然有点热了，一架从纽约来的航班刚刚结束了三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这里。乘客们大多是美国游客，打算来巴哈马群岛欢度感恩节。从经济舱走出一位中年男子，面相谦和，身穿宽松的运动外衣和开领衬衫，若不是那双犀利的蓝眼睛，他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他和妻子乘出租车来到凯布尔海滩的一座办公楼。凯布尔海滩位于机场和拿骚城的中间，在这大西洋浅蓝绿色的海水边坐落着一连串酒店和公寓楼群。他在这块领地上颇为自如，因为他过去常常利用这个亚热带岛屿做生意，从而使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之一。然而，这一次他来到巴哈马群岛却是为了进行一项特殊的交易，与他以往的所有交易都不同，而且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他的一生。

那天上午，有两名律师也要前往巴哈马群岛与他会面。弗兰克·马奇从百慕大飞往拿骚，担任此次交易的法律见证人。而正在佛罗里达与父母共度感恩节的哈维·戴尔，预计将同时抵达。所有必需的文件都在他那儿，戴尔对这件事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经过长达两年的策划之后，这场交易终究选在了巴哈马群岛进行，这是为了避免选在别处将产生的巨额罚金。这位哈佛出身的律师已经从凯布尔海滩一家可信赖的公司那儿借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会议室，文件就将在那里签署。过程很复杂，将需要三个小时，但他们仍然来得及搭乘晚班飞机回到各自的出发地。

到了文件正式签署的那天，哈维·戴尔却没有出现。有一件事是他无法掌控的，那就是天气。那天早上，由于一场暴风雨狂泻不息，棕榈滩机场的所有航班都滞留了。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心急如焚，但广播里仍然没有他那趟航班的消息。与此同时，巴哈马群岛的这些人也在翘首等待，他们出去吃了个炸鱼加炸薯条的午餐，然后回到会议室，围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着。

直至午后时分，戴尔才在西棕榈滩机场登上了飞往拿骚的航班。这架通勤喷气机径直钻入仍在隆隆低吼的暴风云中，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迅速恢复平稳，一个小时后就抵达了巴哈马群岛。当戴尔气喘吁吁地冲进会议室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而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必须撤出这座大楼，回到机场。他打开手提箱，把协议、律师资质证明、合作决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都拿出来摊在桌上，说道：“没有时间多说了，你们在这里签字，你们在那儿签。”签好之后，他把所有文件重新收起来，与其他人一起匆忙赶往机场，搭乘飞机离开。

在返回拿骚机场的路上，查克·菲尼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就是那个穿运动外衣的人。那天早上来到巴哈马群岛时，他还是一个亿万富翁；而离开时，他却几乎恢复了30年前尚未涉足诡谲多变的商业领域时的一穷二白之身。在那个感恩节周末，当数百万美国人都在为自己所祈求的物质生活而感恩时，他却庆贺自己从巨额财富中解脱了出来，因为亿万富翁的命运和赚钱的天分已经成了他的困扰。

整件事做得极为隐秘。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直接参与的几个人以外，极少有人知道那天发生了些什么。4年后，《福布斯》杂志把菲尼列为排名第23的美国在世富豪，宣布他拥有13亿美元资产。但是，《福布斯》错了，而且在今后很多年里都在重复这个错误。查克·菲尼已经把那些财富都甩掉了，他是个枉担虚名的亿万富翁。

1　雨伞男孩（1）

1931年春天，帝国大厦在纽约落成，这是“咆哮的20世纪”经济蓬勃发展后期的伟大胜利成果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经济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美国，银行倒闭，失业剧增。正是在美国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1931年4月23日，查克·菲尼出生在新泽西州埃尔莫蓝领聚居区的一个境况艰难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

查克的父母，利奥·菲尼和马达琳·菲尼，是许多年前从费城搬到新泽西的。繁华的纽约市区就在哈德孙河对岸几英里之外，这对新婚夫妇热切盼望着能在那里过上新的生活。利奥的父亲和马达琳的父亲都在费城铁路局工作，因此他们送的新婚贺礼就是两张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铁路线的通行证，以便于他们彼此联系。

这对夫妇起初在纽瓦克的韦斯堡安家，后来搬到埃尔莫，比邻伊丽莎白区和联合区。在那里，利奥找到了一份保险代理商的工作，而马达琳则成了一名护士。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区的橙色纪念医院：两个女儿——阿琳和厄休拉，在她们中间还有一个男孩儿——查尔斯·弗朗西斯·菲尼（查克为昵称）。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菲尼夫妇拼命工作，比他们的许多邻居过得好一些。在幼小的查尔斯的记忆中，母亲在橙色纪念医院常常日班夜班连轴转，父亲常常在黎明时分就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出门，去纽约的皇家全球保险公司上班。一开始他们租房子住，后来从一位祖父辈老人那里继承了2　000美元的遗产，于是在伊丽莎白区的帕利塞德路买下了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与一家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一家意大利人为邻。这幢小楼至今仍矗立在一条安静的大道旁，门前一棵云杉树浓荫蔽日，周围都是独门独户的住宅。这里位于纵横交错而繁忙的高速公路的中间地带，汇聚着花园州高速公路82号国家公路、22号联邦公路、78号州际公路。

菲尼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很拮据。20世纪30年代的任何一个新泽西劳动阶层的人都知道一美元的价值。虽然有两份收入，但他们手头的余钱还是很少，而且还要挣扎着支付每个月32美元的按揭贷款，以及供养家里的车——那是一辆绿色的哈德森，底板很旧，拐弯的时候喇叭就会隆隆作响。他们的“老爷车”有时会坏在去费城的路上——铁路通行证是有使用期限的——或者是翻新的轮胎被扎破。有时他们会去波茨维尔探望马达琳的亲戚们，据说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拥有一座“棒状饼干加工厂”，其实那只不过是厨房里的一台大烤箱；还有人说他们把钱藏在房子周围，虽然在他们死后谁也没有找到过一文钱。

在那艰难的年代里，人们总是相互照应。马达琳·菲尼是个谨慎又细心的乐善好施者，默默地做了许多善事。当她注意到患卢伽雷病①的邻居比尔·法伦每天步行到公交车站去纽约时，她就常常装作自己恰好要去某个地方，把比尔从家门口载到车站。“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并不是要去那儿。”厄休拉回忆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达琳晚上常穿上蓝色制服，充当红十字会的护士志愿者。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其他一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怎么能为自己的“志愿”行为领取薪酬。（当然，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披露出来，成了一桩丑闻。）　。。

1　雨伞男孩（2）

利奥·菲尼平时热衷于做弥撒，也总是花很多时间帮助别人。他参加了“哥伦布骑士团”，这是个天主教的男性友好社团，向成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助学贷款。他也很注重发挥金钱的价值，当孩子们长到一定岁数时，他就送他们去位于埃尔莫尔大道的图书馆，他告诉孩子们：“我们纳税了，因此你们必须充分利用它。”

菲尼的姐姐阿琳说，菲尼小时候是个活泼的孩子，还有点儿调皮。“他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布拉德利海滩学前班赶了出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会制造什么麻烦或者其他事端，而是因为他总是很滑稽。我每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坐在他旁边大笑。他是枚开心果，脑子也很灵活。我母亲最疼爱他了，她总是说：‘我的查尔斯，我的查尔斯……’”

早在10岁的时候，菲尼就表现出了赚钱的天分。“我们什么也没有，”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斯基普”·唐尼回忆道，“那时候，每挣一毛钱都不容易。”菲尼第一次小试牛刀是挨家挨户推销圣诞贺卡，这个机会是由朋友杰克·布卢伊特的父亲提供的。布卢伊特选了他们所在的社区，所以菲尼就去了邻近的另一个社区。菲尼还帮邮递员投递圣诞节的信件，由此多挣了一笔钱。后来下雪的时候，他和朋友穆斯·福利帮人们清理车道。“我去叫门，收取25美分，穆斯铲雪，然后我们平分这份钱。”他说。从这份工作中，他得出了商业运作的第一个心得，那就是关于业务的过度扩张：“如果我收钱时往前跑得太远，就不得不借助铁锹才能回来！”

他总是筹划新的挣钱方案，却往往不切实际。11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在斯基普·唐尼家玩耍，突发奇想地用黑色彩笔在门廊上写下了“唐尼的店——啤酒、饼干”，满心希望有人能顺道进来，给他们一桩生意。斯基普的母亲看到后，告诉小菲尼：“查尔斯，如果天黑之前那个牌子还在，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但斯基普说，他母亲很欣赏查克，“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母亲叫他‘市长先生’，因为他谁都认识。”

查尔斯·菲尼当年就读于伊丽莎白区普林斯顿路的圣吉纳维夫语法学校，并且在八年级时成为唯一考取曼哈顿东84街里吉斯高中的男孩子。这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招收“具有卓越才能和领导潜能的纽约都市区的罗马天主教年轻人”以及那些上不起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他不喜欢这所学校，每天他必须很早起床，步行40分钟到车站，赶乘7点45分的那趟火车到码头，之后乘轮渡到哈德孙河对岸，再换乘地铁到达84街。他常常到晚上7点钟才能回到家，然后还要做家庭作业。在这样奔波的日子里，他在曼哈顿根本无法结识新朋友，而他少年时代的伙伴都已经去了伊丽莎白区的圣玛丽高中，就在中央大街尽头的一座小山顶上。经历了一年半的煎熬之后，再加上看到父母省吃俭用地为自己攒学费，菲尼把自己从里吉斯高中“开除”了。“我在一场宗教考试中因作弊被抓，不过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宗教考试中作弊，他们就会开除你。”

在圣玛丽高中，菲尼过得开心多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跟他一样是爱尔兰裔人，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核心人物。他在学校演出的喜剧《神圣的弗罗拉》（The　Divine　Flora）中扮演韦恩，在学校足球队里穿38号球衣。1947年，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里的“风趣先生”。他的朋友鲍勃·科根说，大家推选他为班级“笑星”，因为“他总是到处开玩笑，并且能从一切事情中找出乐子来”。1948年，他曾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杰克”·科斯特洛演出一部喜剧，当时学校的杂志登出了一则海报：“来俱乐部度过一个愉快的娱乐之夜吧！这里有美国的喜剧新秀查尔斯·菲尼和约翰·科斯特洛。”对于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圣玛丽高中简直像个天堂：在菲尼那一届，仅有35个男生，女生却有100个，而且在马路对面还有一所女子学校。那时，查尔斯·菲尼已经长成一个清瘦矫健、相貌俊秀的小伙子，“她们冲着我们尖叫，好像我们是披头士乐队一样。”科根说。

1　雨伞男孩（3）

菲尼仍想方设法赚取零用钱，他在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9洞1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或者18洞美元外加25美分小费，”他回忆道，“我总是寻找两位打9洞的球手。”在暑假期间，他的母亲会暂时离开护士岗位，到新泽西海滩的欢乐谷租一套公寓，接待前来住宿的客人们，菲尼就在公寓旁的小道上出租沙滩浴巾和沙滩伞，还躲在桶里当靶子，人们出几分钱就可以朝他身上扔球。他在冰球机上赢了太多的可爱玩具，以至于他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区。最后，那些机器的主人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找零钱。

当时，那个海滩的幕后经营者是新泽西黑手党的一个分支派系。他们售卖一些商品，包括收取25美分的沙滩逗留费。“如果你在沙滩上待一天，他们会卖给你一条彩色丝带，你要用安全别针别在身上。”菲尼说，“他们有一大帮巡查的家伙会对你说：‘小子，让我看看你的丝带。’”他母亲为房客们提供这种丝带。菲尼的一个同学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重复利用丝带或者把丝带一分为二，从而可以多得几美分。“那些黑手党的人很不高兴，而且向他们表示了不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