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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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