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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部分（第1页）

，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1941年12月12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

“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1942年2　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958＇　人被捕后8　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1　）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2　）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文件中充满了有关“ＮＮ”（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

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文件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

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Ｒ·哈里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年纪颇轻（38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在你任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9　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1939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4　个特别行动队：Ａ支队、Ｂ支队、Ｃ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1941年6　月到1942年6　月之间领导的便是Ｄ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

“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Ｉ·Ｔ·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

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1942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　毒气送到车厢里，10分钟到15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

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

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