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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从源头上看，会党参加者多数为在外谋生的底层民众，有的为人佣工耕作，有的是经营小本生意，还有游乡的小手工业者、江湖医生或无业游民等。他们结拜的目的在于希望遇事有人帮助，“免受别人欺辱”，正是因为帮会满足了这类长期漂泊在外、艰难谋生的穷苦人的需求，因而，清朝中晚期它得以在基层群众中广泛传播。

而究其根源，人口的恶性膨胀和土地兼并的加剧，排挤出大批无地可耕的游民，始终都是清朝政府一直无法根治的，也是导致秘密会党兴起的最初源头。而外洋侵入以来，这种局面更是雪上加霜。“往昔一乡一集，游惰无业者不过数人，今则数百之聚，游惰即至数十”，他们迫于生计，集结流入会党。

正因此，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合法秩序的挑战者与破坏者。比如太平天国时期，南方的天地会组织或是直接加入太平军，或是借着太平军的声势，不断起事，与之遥相呼应，对抗满清朝廷。但我们也发现，与此同时，曾国藩招纳湘军时，也有大量的哥老会弟兄纷纷涌入军营，似乎并未顾及“反清”的“大义”。

因此，一直以来，帮会便游离于秩序之外，会员以兄弟相交，以江湖义气为重，大都是生存上的逼迫，而较少政治上的自觉。

■　何去何从？

在多数革命党人看来，当初联络会党只是权宜之计，因而革命成功后，他们态度急转直下，对帮会活动也一味*，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当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认真思考过处理会党问题的方法。比如谭人凤就草拟过一些会党改造的方案——《社团改进意见书》、《章程》、《社员守则》等。他说：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的种种令人不满的行为，除了会党自身缺陷外，也与革命成功后受到冷遇，心中因而愤懑不无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

他虽然也认为会党在民国已无存在理由，但是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使之转化成现代*国家新型的政党组织。谭人凤还制定出一系列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希望在湖南首先实行。但是，刚刚在街上挂出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被恐吓，扔了一颗炸弹，然后立宪派和权绅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准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

如果说谭人凤改造会党的愿望，还只是一些想法的话，那么“中华国民共进会”的从成立到解体，则显示了会党改造之路的艰难。

民国初年，时代巨变。旧式的会党为了自身的发展，更适应新的社会，避免被历史淘汰，不得不采取一些自救措施。因此，民初部分会党为融入现代新型的社会，采取了用近代政党模式来改组帮会内部组织的办法，企图使会党转变为政党，以期在社会中获得生存。

从会党到会匪：被遮蔽的革命史（5）

这种背景下，1912年7月1日，在上海，由红帮、青帮和哥老会公口三家帮会联合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成立大会上，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张尧卿说，“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然而，事实并非如他所期望的那样，四下的会众依然没有停止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因而舆论声讨、谴责的声音从未中断。

面对汹汹舆情，会党中人多无可奈何。当年9月，共进会头目汪旦庵以上海总部的名义，在《神州日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言语中尽显可怜。

他说：“当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服于专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对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对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迹于天下，数百年于兹矣。”他又说，一因着手之初，未能完全规划，而又会员众多，良莠不齐，难免差池，但共进会绝无“恐怖党之性质”。况且如此庞大的团体，短促之间，“即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阙点”，已属大难，何况舆论如此逼迫呢？

最后，他几乎是哀求舆论，给会党一点生存空间，他说：“故特敬告大记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

但是尽管这样，局势并没有被扭转，上海总部已没有能力来阻止各地会党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各地共进会分子依旧我行我素，初具政党性质的共进会只是徒有其表，在政党的幌子下依旧做着会党的不法勾当。当年10月，浙江便已严令解散共进会。不久，江苏都督程德全也发布训令，“勒令解散”。而不久后，因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卷入宋教仁案，而使得共进会的形象被彻底破坏，一次由旧会党向新型政党转变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又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军阀统治的时代，所谓的会党改良也无从谈起。此后的帮会，渐渐从一个民间封建性的，游民为主的秘密结社，逐步演变为职业犯罪集团和黑社会组织，日益堕入下流。

随着政治上的退化和自身的癌变，帮会在这病态的社会里迅速堕落为江湖流氓势力。其突出的表现便是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诸如贩运鸦片、拐卖人口、开赌场、设妓院、占地为霸，绑架勒索、包办杀人……早期那种“取之有道，行之有义”的人生信条，已荡然无存。

更甚者，民国后许多军阀、官僚、洋人，甚至执政当局开始把利用帮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或经济利益的手段，从此，帮会的命运日益与军阀、权力纠缠在一起，这些之前屡遭取缔*的帮会组织，就成了公开的、合法的黑社会势力，对正常的社会秩序施加了极大的威胁。

■　反目

1912年8月，孙中山就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不久，黄三德来到上海见到孙中山，告以胡汉民不肯批准洪门立案的事情，孙中山“权作答覆，亦无切实之言”。其实，黄三德这时已明白：“两人扯猫尾，有意压迫洪门，不准其正式立案，盖为其自己组织政党起见，欲消灭洪门而吸收之，不愿意洪门再成势力。”无奈，黄三德决意回美，请代筹船费，“孙文靳而不予”。

回到美后，黄三德又一次收到孙中山寄来的书信。当时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孙中山逃亡日本，准备组建中华革命党，动员洪门人士一律加入，将致公堂改为中华革命党，印出传单，遍寄加美，随即准备开始向洪门的第三次革命筹款。

当时有洪门人士在给孙中山的复函中写到：“先生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避之若浼。今盛而复衰，又欲与洪门亲密。先生休矣。”洪门对孙中山已愤恨如此，第三次筹饷，终未成功。

1918年，孙中山居住上海期间，北大校长蔡孑民与张蔚西曾经联名上书给孙中山，拟从清朝的秘密会党活动开始，至南京临时政府取消之日止，仿照《通鉴外纪》的写法，编写一本名叫《国史前编》的书，征求孙中山的意见。

孙中山在复函中说：“以清世秘密诸会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