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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实际上，就是小题大作。实际上，我是帮了反右派斗争的大忙，因为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规定所有的大中专院校，以至中学，所有各级政协直到县政协，必须开座谈会，座谈会上，必须要“奇文共欣赏”，要把《草木篇》给大家看，看了要大家讨论。如果不是这样，哪个来读你那个啥子草木篇嘛。毛主席喊人家非读不可，读了喊人家发表意见。人家本来就毫无兴趣的，也不得不表态。

你想我的那一组小诗，用中文打字机打下来，只要巴掌这么点小一张纸，王蒙刘宾雁那些毒草那么长，哪个去读呀。我那个拿来人手一张，一分钟读完。读完发表意见。积极分子说，批得好，这个反动得很。如果有人说，这个算啥子嘛——对了，就划成右派。用这个方法来划右派，是“多快好省”，“节约闹革命”。一分钟就可以把右派抓出来。因此全国抓了好多右派，都和那一组害人的诗有牵连，其数上万。

所以，本人是给反右提供了一个文本。可以快速制造右派，多快好省地抓出右派。我是帮了大忙了。

我们这些都是小人物。把那个诗拿来那样批，不是这个诗了不起，不是这个诗写得好，我从来都不那样想。

这个落到哪个头上，就该哪个先倒霉。我呢，不过是先落到我的头上，先落到我的头上，我就先倒霉。如果我不写这个呢，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是因为后来到了大鸣大放的时候，像我这样一个又很信任这个党，认为这个是光明磊落的，我们在党的面前不应该有什么保留，心头有什么我们可以提，这样才是真正的热爱党。另外我们个人，处事也是光明磊落，有什么就要说出来，那么肯定后来也要当右派。但是呢不会当这么大的右派。

后来到八十年代我才知道又一个事情。1980年，在石家庄，刘绍棠来找到我说，老兄呢，1962年毛主席曾经说到我们两个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子说的。1962年夏天，毛主席在北戴河游泳，突然想起喊那个毛远新来，毛远新兴冲冲地赶到北戴河来，找主席，说主席在海边，到海边去找到。主席说你下来嘛。毛远新说我游不来水的嘛。毛主席说，游不来水你下来学。吃两口水自然就会了。你看人家刘绍棠，也是游不来水呀，吃了两口水，后来人家就学会游泳了。只有那个流沙河，才沉到海底下去了。

同样都是右派，就有不同的出路。刘绍棠后来就摘了帽子了。我就当了二十年右派。到了1978年5月，*喊把全国剩下的右派一风吹了，我作为最后一批右派摘了帽子。算来当右派只差六小时就整整二十年。

我说你咋个知道的，刘绍棠说，这是毛远新谈的。毛远新把这件事情详细讲出来的，人家详细记录的。毛远新咋个说，伟大领袖咋个说，然后就说到你我两兄弟。我就说，真还是吓人啰，他老人家还把我记着了。好险啊，我这条命就不晓得咋个捡来活的了。更可笑的是“文革”末期，北京《诗刊》复刊，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装模作样批示说：“我们不怕出草木篇！”以示高举革命旗帜。1957年批鄙人，就有他嘛。我这毒草使好多人顺着竿竿爬上去啊。

这个事情的全部经过就是这样。

这一切事情，一万个问题是一个问题，就是最高层的政治需要的问题，不是我个人有任何问题。。　最好的txt下载网

“如果不写这个，我后来还是要当右派”（7）

中国在反右以前，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非常拥护这个政权，那个时候，是共和国的黄金时代。反右一搞，第一是把人心伤害了，第二使所有的人战战兢兢，生怕挨打。

你好生想，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只要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分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之大不幸，中国人民的大不幸，不是我个人的。

这是大悲剧，谁是罪魁祸首呢？我自身其实也有罪。罪在从前历次运动，从1951年的三反运动起，我也当过积极分子打手，也凶狠地批判别人，也装腔作势作左派洋洋得意之状。这回自身被钉上羞辱柱了，被批得狗血淋头，弄去拉车扫厕挑粪，现眼现报，也算是“天道好还”吧。

■　老家避世

当了右派以后，只领生活费了。反右前我的工资还比较高，是77块。反右后，人家那些都只领15块的生活费了，我是右派中间领生活费最高的，30块。我算是毛泽东都点了名了的人，我没有弄起走，猜想是担心一会儿毛主席突然想起了，说那个人在哪里啊？不好回答。其他的人送去劳教，劳改农场，受够折磨，还有些关到监狱里头的，只有我，不能走，留在机关。机关领导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说，毛主席说的右派分子是反面教员，每个单位都留那么一两个反面教员，来时刻教育我们这些左派，让我们提高警惕。公平地说，省文联对我还算很不错。李累主持批斗我，没有骂过打过，还让我坐着说。另一领导人也姓李，坚持要弄我成反革命，判刑劳改。因为反右运动前，他曾对我讲真心话，大骂农村政权，竟说“该造反”之类的危险话。怕我争取立功赎罪出卖他，所以要把我往死里弄，弄起走。李累坚持照政策办，不同意送劳改。我感谢李累。七年后，二李又被新左打倒批臭。

我就留下来，留在省文联整整九年。但是开除公职，开除共青团团籍，留机关监督劳动改造。比较起来，够宽大了。

然后我就做各种体力劳动嘛，就在机关里做。拉车子，我拉好多粮食，机关里头的煤、米、面。扫厕所我不知道扫了好多。留到机关就一直搞这个。后来又把我弄到图书资料室去协助管理图书资料。后来又把我弄到机关农场去，我光是植棉，从温汤浸种，一直到最后把棉花用车拉到省里边去交，最后把棉花票领回来，就做了两茬。这些我完全做成了植棉内行，油菜内行。

一直做到九年以后，*爆发前夕，才把我弄回老家去了。如果不弄回老家，留到那儿就拿给他们打死了。

坚决要把我弄回去，是人事科长，叫李彬，老干部，她的丈夫就是那个常苏民，当初喊我说你一定要出来放第一炮的。这个李彬所以对我好。弄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跟李彬说，我说我还不想回去呢，我看人家邱原就在成都，我又能够拉这个车子。李彬说，你别看邱原自由呐，危险得很哪流沙河，你回去的好。我说好，叫我回去我就回去。

回去苦是苦，但是把一条命保到了。

留在省文联，没有好苦。真正回到老家去那个才苦，累死人呐，五类分子管制起来不说，还要计件劳动，一天拉了下来（拉锯）够受。你想那个又是计件工，拉一尺才有一尺的钱。这样弄下来这个人简直累得不得了。往往都是天快要黑了看不清楚墨线了才把锯子停了，然后赶快回去了。早晨天亮前就赶起来，还没有走拢那个锯木那里就开始*裤了。两个拉锯子的人为了节省时间上厕所就一起。腊月三十都还在做，正月初二又在开始做了，这么苦。期间累得几乎每隔两个月都要病一次。一年下来，劳动的累病，加之以恐惧——你想*的时候，要是学生红卫兵把你弄回成都去了，要往死处整呐。营养又很差，害了肺气肿。

只拉了六年。把那个六年过了，还有六年就是钉包装木箱。就是我的儿子协助我，他才六岁七岁，他已经开始做童工，钉包装箱子的两个档头，全部是他钉的。拿个钉锤，当当当。六年，我就在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