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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在这次会上，本来的中心议题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会议开起来却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指着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气愤地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坐在叶剑英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愤地说：“军队是革命的支柱嘛，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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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1）

聂荣臻指责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成员，纵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

残酷迫害老干部，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叶剑英嘲讽地质问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2月16日下午，碰头会继续进行。

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如何抓革命，保生产，但引起更激烈的斗争。

斗争是由陈丕显的问题引发的。

在怀仁堂会议室的门口，谭震林就拉住张春桥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所以提出陈丕显的来京问题，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后，毛泽东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力排万难，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仍有一部分同志在当地被无理地扣压着，陈丕显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春桥装出一副正经面孔，狡猾地说：“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谭震林听了十分生气，指着张春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啊？”会议一开始，谭震林再次严肃地提出了陈丕显的问题。

谭震林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推托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谭震林大发雷霆，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

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

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他质问：“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

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

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

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这时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

谭震林说：“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他站起来，拿文件，穿上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谭震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陈老总，我怕就不讲，讲就不怕，我哪也不走！”陈毅接着发言。

他指出有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

叶剑英讲到党的传统：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

谭震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的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六篇（12）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这篇社论指的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有“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康生明明参与炮制这篇社论，这时却当面撒谎，说他没有看过。

周恩来气愤地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现在政治局还没有解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