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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崇祯皇帝、李自成、多尔衮；大明王朝、大顺王朝、大清王朝，谶语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在一###四年的这个春天，他们的命运注定要被放在同一个舞台之上。当年写出《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先生早已作古，如果他能复生，相信他一定会写出更精彩的《三国演义》。

而在这个时候，率领关宁铁骑进驻山海关的吴三桂，无意间坐到了一个最关键的神经末梢之上。在这座几代军事天才建造与维护的城池前，吴三桂没有想到，他和他的军队，不仅不是挽救明王朝最后的希望，反而要为建立历史上另外一个封建王朝提供便利。而这一切，竟然和上面的谶语如此惊人的吻合。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的瞬间，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地点，各方势力有着各异的命运和抉择。所有当时风云人物都将伴随这道曾经坚固如铁的帝国雄关，和这道谶语一起成为后世不朽的传说。

励志皇帝的另一面（1）

就在吴三桂带兵拥进山海关之时，崇祯皇帝朱由检正面临着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抉择。

对这位三十五岁的年轻帝王来说，他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在山海关以外的辽东大地上，他的老对手满清军队虎视眈眈，蓄势待发，在山海关以内的中原大地上，流民李自成、张献忠势力越来越大，但可用于对付他们的人才却越来越少。对于这位年轻皇帝来说，山海关这座关城如同一道薄弱的门，门里门外，全是敌人，而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刻，明王朝又出现了自建国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人事危机与军事危机，内忧，外患，一并而来，并且来势凶猛。

在这个时候，崇祯的脑中一片混乱。不知这个时候他是否有这样的后悔：为何要我入皇家？

在历史上被称为明思宗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此时，三十五岁的他，已经做了整整十七年皇帝。十七年间，他处在“内忧外患”的大败局中，可能连一天好觉也没有睡过，自然也不可能有一天的快乐日子。

此人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同情的帝王。尽管他身上有很多招人烦的地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个体，崇祯在道德品行上，似乎完全符合明君的标签。

这个衡量标准就在于：崇祯首先是一个有梦想的皇帝。他的梦想，从一开始登上皇位到他最后的亡国时刻，基本上没有走样，这在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皇帝中，并不多见。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多的是开始有雄才大略但后来蜕化变质的例子，比如宋徽宗赵佶、隋炀帝杨广都是如此。但崇祯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有不变的梦想，直到最后，始终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不止，直至亡命，犹然不悔。

这是个有毅力、有血性、有志气的人，与他之前出现的祖父辈、兄长辈——明熹宗朱由校和明神宗朱翊钧——相比，作风迥异。终其原因，就在于他拥有着一个自己看来坚定如磐石的梦想——他想做个好皇帝。好皇帝的标准，就是带领他的全体臣民走向一条中兴的康庄大路，永葆太祖留下的万世江山。这个出发点是正确的，而崇祯确实也是在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于是，我们看到，在明史资料记载中，崇祯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一面，比如一生勤勉于行，励精图治，不好酒色，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孝子。这当然为崇祯博了很多同情分。

促成崇祯成为一个有梦想的皇帝的因素有很多。但内因在于他的哥哥——本朝上任皇帝的过于怯懦无为，致使本朝的军政大权，人事大权，财政大权甚至皇室安全的决定权全部落于太监之手。在崇祯十七岁登基以前，他过的是一种极度压抑的生活。我们很难在史料中看见他在这个时候的活动，因为那时的舞台并不属于他。真正的舞台给了他的，是在他十七岁那年，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突然的死去，让这个一直沉默着，低调着，在担惊受怕中过日子的弟弟突然拥有了机会，这是一个幸运的时刻，对本朝，对崇祯个人，都是如此。唯一在这个时刻大叹不幸的，可能就是天启一直宠爱、大权独揽的司礼太监魏忠贤了。

崇祯最博人同情的好名声和好运气来自于他十七岁登基之后的那段日子。在维护皇权的战斗中，他亦步亦趋，非常稳健的利用言官的作用，成功的扳倒了当时专权一时的朝中大阉魏忠贤，（注意这一点：我们发现，用言官说事，也是魏忠贤在前朝天启执政时对付东林党的主要方法，在明朝数次大规模的党争与权利斗争中，所有的招法都如出一辙，这成为文官集团互相攻击时一个特色，特别值得玩味，后来崇祯临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招法将再次出现。）魏忠贤专权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几年时间，但是已经败坏了整个朝纲，也破坏了国运，特别对于那些被魏阉打压了很多年的朝中所谓“清流”来说，崇祯的上台，无疑令人振奋无比。崇祯上台后，举国在一种幻梦般的氛围里，从那一天起，“明朝中兴”的梦想就根植在了群臣的心中。他们衷心拥护着这个年轻的皇帝，同样的，在这个类似于肥皂泡一样的精神寄托中，年轻人也看到了这个梦想绚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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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皇帝的另一面（2）

中兴之路，似乎指日可待。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并非如此：在大多数人眼中，崇祯是很沉稳很英明的干掉了这个本朝最大的奸宦，但是，即使是朝中最聪明最有眼光的人也没有发现，这件事对于挽救整个明王朝的命运来说，其实并没有决定性作用。事实上自明开朝以来，太监专权一时，再被新主干掉的事屡见不鲜，前朝已经有好多例子：比如刚刚下台的大太监冯保，早一点的刘谨，汪直，还有更早一点的曹吉祥等等。干掉他们的主子，无论是神宗，英宗，还是武宗，都谈不上是什么高明的君主。太监专权，真正的内因不在于太监的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内阁制度的不合理。皇权在高度集权下的体制下的畸形发展，说到底了，这是个制度问题，不是太监个人能力来决定的。但是，明朝并没有这么思想前卫的臣子提出或有能力改变这种状况，连前朝的第一中兴之臣张居正都不能。明朝的臣子，都清楚一件事：无论你做出多大的贡献，皇权是不能撼动的。远有太祖临朝杀尽功臣的前事，近有建朝以来第一权臣张居正死后的其派系的迅速败落，都是臣子斗胆撼动皇权的样本。在这个大前提，群臣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盼着在朝政腐败时，有一个明君出现。这种念想是有传染性的，不但臣子以此为真理，皇室成员更是如此。崇祯上台后，扳倒了本朝自开国以来最厉害的太监魏忠贤，无疑是这种神话的人间体现。

魏忠贤的死，为一个新生的时代敲响了新的乐章。但死掉一个太监，对于整个衰微的国势来说，只是赢来了一个转机，形势并非已经完全乐观了。在这个时候，国家面临的那些压力与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合理解决，本质上就是换汤不换药。崇祯并非完全没有这个意识，但因为年龄的关系，心理上他对此不会有太充足的认识。

随着历史向后发展，我们发现，崇祯曾经表现得坚忍刻苦雄才大略的面目开始走样了，在清算了魏忠贤以后，他的好运气或者好品性就基本上走到了头。

即使如此，这些也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好名声，连他的敌人都不愿意把更多过分的言词加在他的身上。可能是因为十七岁那年清算魏忠贤这件事过于大快人心，人们对这位屡犯错误又从未更改的皇帝寄予了太多的感情色彩，甚至在面对着他一而三再而三的做明显的蠢事时，依然没有太多的苛责。即使明亡之后，还有一种说法：“是亡国之人，但非亡国之君。”这是他评价自己的话，大家也都认可。

但是，历史同样有另一种说法来评价这件事。抛开这些溢美之词，我们发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扳倒了魏忠贤以后，崇祯开始成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有关于他的行为评价，自这个阶段以后，就进入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