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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早在李自成攻打山西时，京城里已经有不少商贩，义务宣传李自成政策：“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抢掠，平买平卖，蠲多钱粮，且将富家银钱分赈穷民。”（《明季北略》）当然这些商贩都是义军的细作，这些话是李岩教他们的说的，绝对有效果，百姓们并没有多少惧意。有人在路上撞见了他们，急忙躲向路边，义军也并不诘问。

李自成中午出现在北京城中。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一身简朴的装束，戴着毡帽，穿着缥衣，骑一匹黑马，进入了德胜门。老百姓们发现这个名声卓著的盗匪头子一脸和气，与邻家大哥没什么两样，惊惧之心渐去，人们围上来时，军队没有加以阻拦。此时的李自成军队，严格遵守李岩确定的行军方针，李自成早在进京之前，就曾约法：“军人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为令。”进城的当天再次重申了这一法令，故而军纪相当严整。

李自成由西长安门进入，看见了长安街的牌坊。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达北京，看见雄伟的长安街牌坊，李自成起了豪情，于是拉开弓，说：“我要是能射中中间的字，天下太平。”一箭过去，没射到字，射到了牌坊的瓦棱上。

宋献策在一旁说：“射在沟中，这就意味着是淮河为界。”李自成一直自恃百发百中，不太甘心，又到承天门，见到“承天之门”的牌坊，于是又说：“我现在为天下主，看我如何一箭射在四个字的中心。”一箭过去，却射在了天字的下面，李自成有点不高兴。牛金星急忙安慰他说：“射在天下面，意思是中分天下。”（《明季北略》）

李自成两箭射空，除了他的箭法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高明以外，可能还有个原因，就是他此时已经瞎了一目。这是他在攻打河南开封时被射伤的。这个伤害可能影响了他的准确度，但这段充满情绪化的描述中，我们可捕捉到一个信息：李自成进京后虽然外表谦和，但内心是很骄傲的，而他两箭不中，按封建社会的迷信说法，似乎就有了不祥之征。

不管怎么样，李自成以草莽英雄的姿态亮相，对北京的老百姓们来说，有几分新奇感，也很亲切。与百姓们的安然相比，明朝大小官员则有如惊弓之鸟。这些官员一天前还在崇祯面前都信誓旦旦，一旦国破，必以身殉之，不过，真正殉之的连百分之一也没有，除了倪元璐、马世奇等名臣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承诺外，多数大臣想的是如何投降保命。达官贵人们如丧家之狗，穿着破烂的衣服混在人群中，连头都不敢抬，这个时候，破旧的青衣反而成了抢手货，为了保命，贵族子弟们以重金哄抢旧衣服，成为当时一大奇谈。

德胜门外，太监曹化淳迎接李自成进宫，这位曹公公是崇祯手下最宠信的太监，擅长弄权，当年整死内阁首辅周延儒时，他是主谋之一，假以时日，此人才能应该不在魏忠贤之下。不过，北京城破，他摇身一变，出了大力，此次开门纳义军，也是他亲自出面。

李自成虽然占了北京，还有担心的事，那就是崇祯皇子依然下落不明。不过这个担心很快就没有了，崇祯临死前命太监带出的一名太子和两个小王爷，原打算暂时送到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家中的，没想到这位外公听说三名皇子子在门外，竟然将大门紧闭，不让其入。太监见势不好，谁也不愿意要这烫手山芋，干脆直接绑了送到李自成那里。

李自成对仇敌的这几个孩子，倒是一点也没有责难，他问：“你们家何以丢了天下，你父亲何以失败，你们知道吗？”太子朱慈琅答：“我不知，你问百官。都是用了那坏臣子周延儒的缘故。”太子态度倨傲，对李自成有顶撞之意，不过李自成倒不当回事，说道：“原来你们也明白。”然后又说：“你父亲若是活着，我会好好养着他。”太子不理，只说：“快杀了我，不用多话。”李自成说：“你本无罪，我因何杀你。”太子说：“你若不杀我，当听我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墓，二速以礼葬我父母，三不可杀我百姓。”李自成大笑，说：“都可依你，我就是百姓，又岂可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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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2）

李自成非但没有为难这几位仅存的皇子，还确实依了这三件事，找到崇祯的尸体，以帝后之礼好好安葬了。

由这件事可以看到，李自成是一个很宽厚的人，此人有英雄之德，但却肯定不是一个大政治家。金庸先生曾经说过，在中国做政治家要有三“忍”：一要坚忍，二要有容忍，三要对敌残忍，至少在第三点上，李自成做的并不到位。此事要换成朱元璋，几位皇子肯定人头不保，留着他们其实后患无穷。

李自成将崇祯的尸体以帝后安葬，并为其主办丧事，与他相比，崇祯手下的旧臣们反而对此极不热心，有很多人从灵观前面走过，连斜视一眼的举动都没有。崇祯下葬当天，除了太子与二位王爷外，百官竟无一人陪同，这固然是世态炎凉，但也侧面反映出崇祯待人薄情如斯，臣子内心对他亦无感情，致使有明一朝，人的道德底线几近于零。

李自成对朱家后人宽厚，但对明朝百官，却内心充满了鄙视，他曾对太子说：“失了天下，不是你父亲的错，是文武大臣的错。”这个思维逻辑，更表明了李自成其实是一个观念比较陈旧的人，他没有更高远的眼光与分析能力，充其量也不过只是个好的流民领袖，但离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与综合才智，其实相去甚远。

在李自成极度鄙视的心态下，明朝大臣上演了一出人走茶凉、贪生怕死的丑剧。二十日，距崇祯死不过一天，陈演、魏藻德这两位崇祯倚重的文臣首领就拜见了李自成，表示出改换门庭之意。魏藻德，这位一直崇尚明哲保身的原内阁首辅开始数落起崇祯的不是：“这昏君不听臣言，才有今日。”李自成烦透了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怒喝一声：“你身为重臣，当死社稷，为何偷生！”魏藻德急忙叩头，表示：“只要陛下赦免了我，一定赤心以报。”李自成喝令手下人将他绑了出去，押到刘宗敏那里，与之命运相同的还有京城禁卫军头领李国祯，锦衣卫原指挥使骆养性等，这些臣子去讨好不成，反而身陷大狱。

李自成出身农民，对做官者有种天生的厌烦，故而他不恨昏君，只怪群臣，这种情绪从入城起，就一直伴随着他。他手下将领，受这种情绪影响，也个个将这些前朝旧臣视为草芥。新政权建立，人手奇缺，牛金星提出要从旧朝中选拔部分官员任用，此令一出，明朝旧官们纷纷改换成义军的装束，着青衣小帽，匆匆赶往传统极门，等待面试。由早晨到日落西山，因为来的人太多，竟然不能结束。这些来面试的人饥渴疲惫，更要忍受种种人格上的侮辱，士兵对他们大声斥骂，甚至饱以拳脚，昔日的达官贵人，今日待遇如同囚徒。

等待面试的人中，大都表现的极没骨气，甚至委琐卑劣，比如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牛金星时，牛说：“你这么老，胡须都白了。”刘说：“我还没老，大师如果用我，胡须就会变黑的。”魏藻德被关在刘宗敏处，每日哭嚎，还对看守说：“如愿用我，随便什么官都行，何必拘着我。”

与这些人相比，更有表现得无耻的，就是那些争着劝李自成“登基”的人，我们姑且把这些称为“劝进”党。从二十三日开始，“劝进”党们就开始活动，向李自成劝进，要他早日当皇帝，这些人中主要以前内阁大学士陈演，原复社名士周钟、龚鼎孳为首。

这些劝进党中不乏在当时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横波的老公、当年复社四公子之一的龚鼎孳。他以才学及人品冠绝当世，但这时也急忙着去新政权里讨官做，并打出了顾横波的牌：“我本来想死，是小妾不让啊！”其实顾横波有骨气的很，这纯属托辞。

此外还有当年被魏忠贤害死的东林六君子魏大中的儿子魏学濂，李自成一进京时做出逃往南方的姿态，后来又“夜观天象”，得出“一统定矣”的结论，于是顺理成章的留下来，要为大顺王朝出力。魏学濂本是忠臣之后，但此时的作为，却与势利小人无异；另一个比较过分的人是文名极盛的复社另一位名士周钟，当时住在一位士绅家中，本来约好一起为国殉死，但是经不住魏学濂等人的劝解，也要入朝，这位要一同殉死的朋友拉住他不走，他将袖子割断走了，后来也是这位周钟，在崇祯的葬礼前经过时，连瞅都没瞅一眼，崇祯对他，其实不薄。此人翻脸之快，让人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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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众生相（3）

最可笑的是，劝进党中竟然还有成国公朱纯臣，周皇后之父周奎，这些人都是皇亲国戚，如今国破，不思如何进取复国，竟然劝仇人当皇帝，其人品卑劣，已到极至。

李自成对这些人从心眼里蔑视，这固然是他草根本性使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自成也是信奉正统的人。对崇祯，他多少还心存畏惧，对自己“弑君”的行为在内心中也有些惴惴不安。这也怪不得他，他最初没有当皇帝的野心，等到碰上了李岩、牛金星、宋献策这些人，才开始树立起“登基”的远大理想，却没想到这么快就成功了。他的心理上还没有适应，也正因此，他把颇有些惴惴的情绪转化成了对明朝群臣的憎恶，以至于前明大臣经过面试后，二千多人只有九十二人入选，其他人全被关在了刘宗敏那里。

李自成入京之后，在经过一番考核选拔后，气象有所更新。在明朝原有六部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了大顺的官制，也开了科举考试，招读书人入朝为官，对前明官员中政绩突出为官清白者，重新任用，比如复社四公子之一侯方域的父亲原兵部尚书侯洵，就被从监狱中请了出来，接着当尚书了。李自成分封诸将，论功劳权将军刘宗敏最大，于是文武百官统一由他节制。这个决定非常不妥，在以后有所反映。不过当时，这些措施还是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的。

但在这表面焕然一新的局面里，崇祯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依然存在，并依然深化着。李自成在喜悦的情绪稍加降温后，就发现了一件事：崇祯曾经背负的那些债务，不知不觉间又转到了他的头上。远的是关外满清势力问题，近的则是崇祯一生也没有解决了的财政问题。李自成是过来人，但是这些年来，他想的只是如何扩张势力，其实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就如同有了万历和天启，崇祯不能对明朝的灭亡负全部责任一样，我们同样也不能要求李自成能够看清这些崇祯一生都看不懂的问题。因为李自成不是张居正，更不是朱元璋，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强人，但不是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不懂民事生产。其实在李自成作战的期间，有过很多非常好的机会，比如他占据襄阳，陕西，河南之时，这些根据地来之不易，如果换了朱元璋和曹操这样的君主，一定是先恢复生产，屯田耕种，恢复经济，养精蓄锐，以充实立国之根本。这个道理英明的君主全都明白。可是李自成却对此一无所知，他除了忙于建立政府，忙于扩充军队外，基本上在这方面毫无建树，他的军队挺进速度极快，作战能力极强，但攻城掠地的主要目的仍是以掠夺为主，没有稳定生产、稳定民心、建立军事根据地的概念。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这一点看的就很准，他曾断言，李自成手中无地可用，无粮可供，用不了半年，军中必闹饥荒，一击必胜。可惜的是，孙传庭这个极正确的判断遇上了崇祯这个糊涂蛋，没有派上一点用场。

李自成是英雄，但不是能人。他是个运气好的人，因为碰上了李岩，而当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眼前全是荣华富贵，依附之徒，他一点点淡忘了李岩的作用及他曾对自己的建议，好运气在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一点点的离他而去。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了多年来忽视生产的恶果之一，那就是他手中有兵无粮，有城无银，而摆在眼前的亟待解决的，就是曾经困扰过崇祯多年的军饷问题。他的军队越来越多，张口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由此派生出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大顺王朝的财政，以确保王朝稳定。这个时候的李自成，与崇祯一样处在了关键的焦点上，也表现了和崇祯一样的弱智，他除了在人事制度上全盘照搬崇祯一朝的制度外，在财政上也延续了崇祯用过的已被历史证明了是很失败的制度——助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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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沦为盗匪（1）

崇祯接过的是一个烂摊子，李自成接过了依然是这个烂摊子。明朝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虽然皇银内帑数量惊人，但历史上并没有记载这笔钱最后归于何处。可能崇祯已经大部分转移走了，也有可能李自成未必肯全拿出来救济军队。总之为了更好的筹集军饷解决财政，李自成出于对群臣极度的厌恶，做了一个情绪化的决定，他将面试淘汰下来的官员们集中关押，允许官兵“助饷追赃。”

此令一出，天下大乱。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全无章法的招数，而且有着非常隐秘的阴暗心态和过激的情绪。表面上他体现了这样一种情绪：过去以我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备受助饷之苦，今天翻天覆地慨而慷了，我们再来清算你！但究其内里，却反映出帝国新的掌权人在制度建设上的低能，还不如从前的那个旧的掌权者。

这是李自成本人的局限。当年他在攻城掠地的时候，数次使用过这个法子，这一次，他仍然想用这个速成的法子。李自成对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敌视心理，固然因其确有可恨之处，但在今天看来，也可归结为一种心理类型：“仇富”。这种仇富心理发展到极致，甚为可怕。不幸的是，农民起义军中多是长年生活在贫苦中的人，有此心理者占了绝大多数，一旦放开闸门，那就必然要洪水泛滥。

其实放眼历史，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一般攻城陷地后，急于做的就是收买人心，稳定局面，巩固取得的成绩，即使偶有放纵，也会严以整之，点到为止；一统天下之后，更不会任军队和自己的情绪失控。但李自成不是政治家，也没有更高的战略眼光，相反，从他入北京的第一天起，其本身流民的局限性就充分体现出来，他陷入了一种胜利者的盲目喜悦和复仇般的快感中，这一点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原本是“不好酒色”的人，也开始蓄养美女，沉迷声色，终日以饮酒为乐，追饷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他没有意识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疾苦中的军队来说，追饷同样是一种带有复仇意味的盲目举动，其实是在助长疯狂、非理性和贪欲，这个口子放开后，等于是把人性中潜藏的恶欲发挥到了极致，也让他至少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令前明臣子（还包括散失各地的军队及地方抵抗力量）彻底绝望，而事后证明，前明臣子同样仍有极大的反作用力；二是使社会出现了极大的不稳定，使严明的军纪、良好的军队作风和和谐的环境被彻底破坏。

助饷和追赃是分两步进行的，助饷是派饷，就是按指定的对象（将明朝的旧人分为臣子、王公、太监、豪绅四个阶层），规定了数目来进行饷银的分派，规定哪些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交纳规定的金额，不过，助饷没有多久就迅速发展成为了追赃，那就是不分对象，没有数目，无限度的追要，甚至随时追，随地追。由助饷到追赃，由尚有几分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