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部分（第1页）

“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这一年，他还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同盟会。由于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讲武堂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1910年7月，朱德被选送到特别班学习。次年8月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被分配到蔡锷麾下，开始了直接追随蔡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戎马生涯。

在以后的8年间，朱德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以及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之中。“誓拼热血铸中华”，“倾心为国志无违”，战功显赫，威震滇川，成为一位爱国名将。

正当朱德吟咏着“志士恨无穷，孤身走西东”，投笔从戎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比朱德小8岁的毛泽东恰恰辍学在家。白天毛泽东同成人一起在田间劳动，晚上帮助父亲记账。但是就在这时，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深深地影响了他。这本同毛泽东同一年诞生的《盛世危言》刊出后，曾重印二十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种书。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曾对“戊戍变法”起了先导作用。

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曾说：“《盛世危言》在我脑子里鼓舞起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

1910年，毛泽东离家去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行前他还改写了一首诗示父，表达了志在四方的决心：“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时和毛泽东同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萧三曾借给毛泽东一本《世界豪杰英雄传》，毛泽东读得津津有味，并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华盛顿、林肯等人物十分崇拜。他对萧三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他在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后，对国家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起义响应辛亥革命。与此同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奉天的周恩来不约而同地剪掉了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发出了革命的宣言。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之后，还和一些积极分子强行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剪掉了，并且身体力行，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中当了一名列兵。也是在这一年，13岁的周恩来在回答老师“为什么读书”的提问时，发出了他那句“为中华之崛起”的豪言壮语。

1915年，为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湖南一师学生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本资料，并命名为《明耻篇》，又回到学校的毛泽东读后不能自已，慨然在其封面上题词：

“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而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对袁世凯“忍耻受辱”承认“二十一条”也是痛心疾首，他在文章中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一大批知识精英和激进青年投身其中。这批人随后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南一北，均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毛泽东在湖南创立的新民学会以及所主持的《湘江评论》与周恩来在天津创立的觉悟社以及社刊《觉悟》，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社团和刊物。尽管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还没有一面之交，但他们志同道合，彼此仰慕，则是可以肯定的。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13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代表着他们的五十多名同志，悄悄地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光荣与梦想（2）

毛泽东便是这13人中之一。周恩来也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2年11月，在德国柏林，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便是周恩来。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三位巨星之间世纪合作的第一页由此揭开。中国革命的面貌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柏林相识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朱德踏上了一条漫漫的求索之路。在中国上海，朱德要入党，陈独秀说还不够格；在德国柏林，朱德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朱德在泸州时曾与一些知名文人成立东华诗社，在戎事之余“唱酬寄兴”，以“泄腹内牢骚，忧国忧民，舒心中锦绣，讽人讽事”，“联翰墨之因缘，咏吟哦之乐事。惟求良友，无负河山。”

可见，朱德早期的军旅生涯虽然一路青云，却始终有一种壮志难酬之感。

失意的朱德精神陷于迷茫之中，一度消沉，开始吸食鸦片。此时，一位朋友的到来，象一道闪电划破了漆黑的夜幕。

这位对朱德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朋友就是孙炳文。孙炳文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之后因为反对袁世凯复辟遭通缉。1916年，两人在护国运动中相识，一见如故，经常一起阅读《新青年》等进步杂志，讨论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新思潮，并商定出国去寻求新的救国出路。之后，孙炳文离开四川到北京一家报馆任职。

在孙炳文的引导下，朱德决定彻底脱离军阀队伍，寻找一条全新的革命之路。

很快，朱德来到上海戒烟。这段时间里，他大量阅读了朋友送来的进步书刊，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展开。这让彷徨的朱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经过一番周折以后，朱德找到了上海渔阳里，这里既是陈独秀的住所，又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

当时四十多岁的陈独秀，面色黝黑，但精力充沛，行事果断。他没有太多表情地听完了朱德的介绍，仔细地打量着这位滇军名将，然后便是长时间的沉默。

此时，共产党诞生才一年多的时间，党员已经由最初的五十多人，发展到一百九十多人，但在各种反动势力的绞杀面前仍显得非常脆弱。在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曾为西南秘密社团哥老会成员的旧式军官，他怎么会轻易接收朱德加入共产党呢？

当然，陈独秀说得也很委婉：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他从书架上抽出了几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交给朱德，要他好好学，学通弄懂。对于像朱德这样的旧军人来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

朱德听后非常失望，“那些日子非常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里，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他本以为共产党这扇门对他已经是关上了。

但无论如何，朱德不会再回到旧军队里去了。

挫折并没有阻挡住朱德对共产主义事业追求的脚步。

1922年8月，他与孙炳文登上了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开始了探寻之旅。在巴黎，朱德和孙炳文从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法国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只可惜，他刚刚去柏林。朱德兴奋极了，他和孙炳文一道又赶往柏林去见周恩来。

1922年11月，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的一幢寓所前，朱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周恩来的门。周恩来和朱德一见如故，他仔细倾听了朱德的谈话后，经过考察，批准了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