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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部分（第1页）

议定罪名，向来是有律依律、无律比附，这比附上就大有伸缩的余地，如果比照长官失察的罪名，不过罚薪的处分，而沈桂芬拟的是“比照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例”。这是极重的罪名，提督、总兵奉命征剿土匪，受有贿赂，不剿而抚，保举匪人充任官职，结果复叛，就像当年苗沛霖的那种情形，则此保举的武官，丢脑袋亦不算意外。

罪名虽重，拟的处分却轻，“降二级调用”，而轻中有重，“不准抵消”。罪名有时不怕重，哪怕革职，只要有机会，一道恩旨，开复处分，就可无事，如果“降级”而不得用“加级”之功抵过，那就非降官不可。沈桂芬是想了好久，才想出这么一招“绵裹针”来治荣禄。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在折尾声明：“此系察议，可否改为降一级调用，请旨办理。”意思还是为荣禄乞恩。

“怎么叫‘察议’？”慈安太后问。

“这是明载在大清会典上的。”恭王答道，“看情节轻重，斟量处分，叫做‘察议’。按律治罪，就是‘议处’。”

“提督、总兵徇情滥举匪人，是很重的罪！”

“是。”

“这么说，是拟得轻了？”

恭王一时答不上来。是轻是重，他肚子里明白。荣禄一向走醇王的门路，他当然无所用其庇护，但私交也很不错，似乎又该替他说话。就这踌躇之时，宝NFDA1越次答奏了。

“是。”他说，“回母后皇太后的话，这个处分，按大清律来说，是很轻的了。”

“既然已拟得轻了，就不用再改。”慈安太后很熟练地说，“依兵部原议。”

上谕未发，荣禄就已得到消息，“哼！”他愤愤地说，“别样都还罢了，折尾的声明，不是猫哭耗子？我不领他这个情。”接着便请幕友拟奏折“谢恩”，同时请病假，意思是不想再补降两级的缺，当过从一品的尚书，再补上个从二品的缺，面子上未免难看。

这个要求当然能够如愿。事实上也解除了恭王的一个难题，因为文职正二品的缺极少，武职的正二品则是很多，像步军统领所属的左右翼总兵就是，但这是荣禄十年前的旧职，自然不便再派。此外则各省驻防将军属下，专管一城的都统，亦是正二品，荣禄既在病中，不便外放，就能放也嫌委屈。所以他的奏折一上，交吏部议复时，恭王把它截留了下来，搁置在军机处，根本不办。

荣禄那里，当然有好些人去慰问，翁同NFDA2　便是其中之一。然而空言无补实际，荣禄决定韬光养晦，等机会报仇。

慈禧太后的病，为了失眠和饮食无味这两种征象，始终去不掉，成了缠绵之疾，时好时坏，但就是好的时候，也是“多言则倦，多食则滞”，就算想问政事，也是力不从心。

大政事只有两件，一件是对俄交涉，一件是筹议边防和海防。备战求和，则和战在未定之际。曾纪泽虽远在英国，对于廷议纷纭、举棋不定的情形，知道得很清楚。大计不决，交涉一定无功，因而他在伦敦，迟迟其行，只是与总理衙门函电往还，反复讨论，要先定出一个交涉的宗旨来，方愿启程。

和战大计则不但朝中争得很厉害，督抚中亦分成两派。主战的势孤而气壮，那几乎就是左宗棠一个人。主和的则人多而情虚，因为主和便好像是退缩、懦怯，一定挨骂，因此为头的李鸿章，只能跟恭王密函商酌。两江总督刘坤一奉召入觐，过天津时曾有一番密谈，决定谏劝持重，理由是海防不足恃，万不可开衅。他们一方面分别上奏，请宽减崇厚的罪名，以为转圜之计，一方面由李鸿章侧面鼓励英国公使威妥玛出面调停中俄纠纷。

第一部分柳堂死谏第21节慈安听政（2　）

主和派渐渐占了上风，在翁同NFDA2　的全力游说之下，连一向态度最激烈的醇王，也改变了主意，不主张遽尔决裂。同时，在籍养病的郭嵩焘，也上了一个奏折，洋洋数千言，分析对俄交涉的事理，主张遣派专使实地调查，伊犁尽可暂缓收回。崇厚的罪名，应当符合万国公法的规定。而且很不客气地说：“廷臣主战乃一隅之见。”

由于郭嵩焘的精通洋务，他的意见，自然受人重视，因而主和派的声势越振。原来主战的高谈阔论，主和的曲曲调停，有各行其是、不相为谋之势，此刻则以开议无法再缓，而崇厚的能否免死，便成了和战大计中的一个关键。就在这时候，鲍超奉召入京，他的出处，又是和战大计的一个表征。因而主战主和双方，无不注视慈安太后召见鲍超，作何表示？

鲍超还是第一次进京。当然也是第一次谒见慈安太后。在天津便由李鸿章一再教导，如何行礼、如何奏对，一再演习，所以召见的仪注，丝毫不误，入门磕头，请安谢恩，然后跪着等候垂询。

慈安太后先问了路上的情形，然后照例问百姓：“四川的百姓，日子过得好不好？”

“贤臣丁宝桢，操守好廉洁的。”鲍超用浓重的川东口音答道，“百姓安堵如常。”

“沿途百姓呢？看过去还平安？”

“仰赖天恩。百姓平安。”

“今年年成好不好？”

“沿路看年成都不坏。‘小春’都收起了。”

慈安太后略停一停又问：“你在路上走了几天？”

鲍超诧异，这话刚才问旅途的情形，已经答奏过了，何以又问？他总以为问过例行的关切民瘼的话，总要提到对俄的军务部署，打点着一肚子的话，一时还没有机会陈述，只好将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坐轮船坐了十几天，沿途吃药，水陆都耽搁了，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天津。”

“沿途吃药？”慈安太后问道，“你身子有哪些不爽快？”

这一问，算是接上了话题，鲍超精神抖擞地答道：“奴才在家乡，接到各处来信，说的不同，有说古北口已经开仗，俄国兵船到了天津，京城吃紧，奴才恨不得插翅飞来。故而奉到圣旨，连夜请人起稿，奏报起程日期，好教朝廷放心。奴才一面又连夜修起书信，给各省旧部，叫他们到湖北水陆方便的地方住到一起，听奴才的信息。奴才另外又请人写奏折，请旨招募勇丁。奴才心想，等奏折批下来再作道理，时候就晚了，所以奴才迎着上来，免得一来一往，多费工夫。奴才昼夜筹划，睡不得几个时辰，奴才的小婆子劝奴才歇歇。奴才心想，国事这样子紧急，臣子哪忍心偷闲？因此上，肺家受了寒，咳嗽得厉害了，牵动旧伤。”

“噢，你沿途在哪几处服药？”

“在宜昌服了五剂。到天津，李鸿章看奴才的气色不好，留住在他那里，又服了好几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