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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8部分（第1页）

谈笑以外，亦颇有人深为警惕，因为张之洞的被重用，正是慈禧太后重视清流的明证。翰林四谏中，专事弹劾的张佩纶、邓承修、宝廷，以及后起的盛昱，不在四谏之列，却与黄体芳齐名，好以诙谐语入奏折的刘恩溥都在朝中，气焰更甚，不知他们哪一天心血来潮，出手搏击？因而都不免惴惴不安。

因为如此，便常有些捕风捉影，疑神疑鬼的流言，有人说万青藜、董恂在位不久了，有人说李鸿藻一系将攻倒王文韶，还有人替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担心，说张佩纶一定饶不过他。

张佩纶曾经弹劾过谭钟麟，那是四年前的事。光绪三年，山西、河南、陕西大旱，赤地千里，朝廷截留东南漕米一百万石，赈济山西与河南，由阎敬铭以侍郎坐镇山西，督办赈务。有个县官侵吞赈米，阎敬铭会同山西巡抚曾国荃，请“王命旗牌”，斩于闹市，因而经手放赈的，不管是官员还是绅士，没有人敢于舞弊，山西、河南的灾民，受惠的不止其数。

但是，陕西同样被灾，却独独向隅。这年从四月到九月，滴雨未下，渭南、渭北，小麦下种的不及二成，百姓已经吃草根树皮了，但左宗棠西征，还在急如星火地催运军粮。李鸿章大为不满，写信给左宗棠说：“西北连年荒歉。民食犹苦不足，何忍更夺之以充兵饷？万一如明末酿成流寇之乱，谁尸其咎！”

左宗棠接到这封信，当然很不开心。因此也就讨厌有人说陕西大旱，陕西巡抚不敢违逆他的意思，便禁止属下报灾。朝廷查询，他答奏说是“全省麦田仅有三成未播种者，余皆连得透雨，一律下种，虽有偏灾，不致成巨NFDE4。”这个巡抚就是左宗棠的同乡谭钟麟。

陕西的绅士为求自保，约齐了上书巡抚，请求奏报灾情，设局派官绅会办赈物。谭钟麟置之不理，陕西绅士只好乞援于言路了。

当时陕西人当御史的，一共有五个人，而陕西的绅士，只写信给其中的四个。这四个人有一个叫余上华，虽是陕西平利人，祖籍湖北，两湖一向认同乡的，所以余上华跟谭钟麟套上了交情，平日常有书信往来。这时便跟其余三个人说：“绅士与巡抚不和，言官又攻巡抚，彼此相仇，吃亏的还是地方。我看先不必出奏，由我来写封信劝他，如果他肯回心转意，奏请办赈，嘉惠地方，我们又何必再作深责？”

大家都觉得他的话入情入理，应是正办。便同意暂缓弹劾，由余上华写信给谭钟麟。哪知道余上华出卖了他的同官，也出卖了他的同乡，将陕西绅土的原函，寄了给谭钟麟。

谭钟麟为了先发制人，连夜拜折，专差送到京里，特参“陕西绅士，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可惜，晚了一步，已经先有人参了谭钟麟。

这个人叫梁景先，陕西三原人，官拜浙江道御史，就是陕西绅士致书言路乞援，而独独漏了他的那个人。梁景先的科名甚早，是道光二十五年的进士，咸丰十年英法联军进京时，他做工部郎中，因为胆小，弃官逃回家乡。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陕西人最讲气节，因此看不起他，后来虽然补了御史，陕西的绅士却从不跟他打交道。这一次桑梓大事，别人都受托出力，只有他不在其列，心里非常难过。想想六十多岁的人，就要告退了，这样不齿于乡里，将来退归林下，还有什么面目自居为缙绅先生？倒不如趁此机会，为桑梓效一番劳，晚节可以盖过早年的耻辱，岂不是极好的打算？

因此，他深夜草奏，狠狠参了谭钟麟一本，说他骄蹇暴戾，一条条罪状列了许多，而且词气之间，也隐约谈到余上华跟谭钟麟勾结，“潜通消息”的情事，同时也参了陕西藩司蒋凝学，衰病不足以胜任其职。

他的奏折一上，谭钟麟的折子也到了，陕西的御史预备在京里参他，他远在西安，怎会知道？见得余上华“潜通消息”的话，信而有征。不过由于恭王的从中回护，这两个折子都留中不发，只用“廷寄”命谭钟麟“确查具奏”。

消息当然是瞒不住的，陕西的京官和地方上的百姓，动了公愤，一方面具呈都察院，请求代奏：“陕西荒旱，巡抚、藩司厌闻灾歉”，一方面在西安几乎发生暴动。谭钟麟大起恐慌，下令西安镇总兵、潼关协副将，调兵三千，将巡抚衙门，团团围住，一打二更，抚署前后戒严，断绝行人，总算地方绅士出面安抚，不曾激成民变。只是蒲城、韩城等处，奸匪乘机作乱，还杀了两名官儿，派兵剿捕，方能平定。

事情闹得很大，但朝廷无意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等谭钟麟的复奏到京，才有明发上谕，认为谭钟麟的复奏，“尚无不合”。梁景先所参蒋凝学各节，既无实据，“毋庸置议”。至于陕西的灾情，由户部拨银五万两，交谭钟麟核实放赈。

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不想恼了张佩纶，看样子他内有恭王成全，外有左侯支持，要扳是扳他不倒的，只有给他一个难堪出出气。

于是他上了一道“疆臣复奏，措词过当，请旨申饬”的折子。结果发了一道上谕，第一段说：“前因陕西绅士呈诉该省荒旱，巡抚谭钟麟有办理未善之处，谕令该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兹据谭钟麟复陈，办理一切情形，尚无不合。朝廷知该抚向来认真办事，特予优容，明降谕旨，责成该抚经理救荒事宜，不以折内语句，苛以相绳。”

这一段是为谭钟麟开脱，也为朝廷本身辩护，救灾事大，措词事小，不加苛责。

第二段入于正文，是这样措词：“兹览张佩纶所奏，‘该抚复奏折内，哓哓置辩，语多失当，恐开骄蹇之渐，请予申饬。’嗣后该抚惟当实心任事，恪矢靖共，于一切行政用人，慎益加慎，毋稍逞意气之偏，转致有亏职守。”

前后两段的文气，似断还续，虽未明言申饬，其实已作了申饬，但此申饬又很明显地表示出是苛责。合看全文，给人的观感，仿佛是弟兄相争，做哥哥的明明不错，但父母为了敷衍骄纵的幼子，假意责骂哥哥。清流中人，真的成了“天之骄子”了。

事隔四年，丁忧复起的张佩纶，依然是“天之骄子”，补了翰林院侍讲的原职，谢表中比拟为宋哲宗朝，贤后宣仁太后当国，起用贤俊，再度当翰林学士的苏东坡，俨然以参赞军国大计的近臣自许。事实上，三年守制，潜心修养，虽然气概如昔，但已深沉得多，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一逞意气，便尔搏击。所以为谭钟麟担心的流言，亦毕竟是流言而已。

第三部分以医加官第74节衣锦还乡

补授两江总督的上谕，由内阁明发时，左宗棠还在病假之中。人逢喜事精神爽，病痛仿佛好了一大半，期满销假，说“步履虽未能复故，而筋力尚可支持。”折子一递，当天就由慈禧太后召见。

这次召见，跟以军机大臣的身份，随班晋见，大不相同，太监扶掖，温语慰问，踌躇满志的左宗棠，亦颇有感激涕零之意，说是过蒙体恤，大出意外，只是衰病之躯，怕难报称。

慈禧太后放他到两江，原有像宋朝优遇大臣那样“择一善地”让他去养老的意思，但这话不宜明说，依然是勉励倚重的语气，“说到公事，两江的繁难，只怕比你现在的职司要多好几倍。”她说，“我是因为你回来办事认真，很有威望，不得不借重你去镇守。到了两江，你可以用妥当的人，替你分劳。不必事事躬亲，年纪大了，总要保重。”

这是不教他多管事，还是含着养老的意味在内，而左宗棠是不服老的，瞿然奏对，大谈南洋的防务与“通商事务”。一讲就讲了半点钟。

“你如果不能支持，不妨稍微歇一歇。”慈禧太后有些不耐烦，但神态很体恤，“两江有什么应兴应革的事宜，你跟恭王、军机慢慢儿谈，让他们替你代奏好了。”

于是左宗棠跪安退出，料理未了事务，打点起程。经手的两件大事，一是永定河工，完工的要奏请验收，未完工的仍由王德榜料理。二是安置十二哨亲军，一部分遣散，一部分带到两江。剩下的军械当然移交李鸿章接收，但最新式的六百杆“后膛七响马枪”，却送了给神机营，使得醇王喜不可言。

诸事皆毕，左宗棠衣锦回乡，奉准请假两月，先回湖南展拜他二十二年未曾祭扫的祖茔。

十一月底船到长沙，新由河南调任湖南巡抚的涂宗瀛，率领通省文武官员，衣冠鼓乐，恭迎爵相，日日开筵唱戏，将他奉如神明。这样在省城里住了三天，方溯湘水北上，荣归湘阴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