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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心灵的秘密通道及其他（第1页）

ч一

前些时，有友人谈起笑话一则：

某青年作家业已拟好诺贝尔获奖演说辞，头一句便语惊四座：“今天我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这个举世瞩目的大奖，早在我预料之中。”

友人讲得绘声绘色，众人大笑喷饭。

曾几何时，诺贝尔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成为某些人心中的情结，后来又因为过热过重而一度成了“笑话”。现在这个话题似乎业已冷却，旁观者似乎可以冒着亵渎神圣的危险来说长道短了。

诺贝尔无疑是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之一，那一串光辉灿烂的名字足以使我们高山仰止：泰戈尔、显克维支、托马斯·曼、蒲宁、福克纳、海明威、加缪、斯坦贝克、萨特、川端康成、索尔·贝娄、辛格……我想，在这些文学巨人们步入文学殿堂之前，大概都有着各自的深刻的生命体验与爱恨交织酸辛苦辣的经历，没有一种经验是相同的。相同的是他们都成功地步入了那神圣的殿堂，殊途同归。

文学的殿堂依我看来应当是纯粹的，唯其纯粹，才构成了它的神圣与美，所有的花都拥有自己的花期，在它展示它的全部美丽之后，各种姿态才会辐射异彩。我们的文学经验历来与政治、与“左中右”有关，我却始终认为，文学既不能绑在左的战车上，也不能绑在右的战车上，那是一种没有力量的体现。文学，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因为是自由的，也才是有力量的。

二

但遗憾的是，极具权威的诺贝尔奖似乎也没有逃离政治的侵扰。有一种文学样式似乎特别得到瑞典文学院评委们的偏爱，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的小说，譬如帕斯捷尔纳克，譬如索尔仁尼琴（或许米兰·昆德拉也将步他们的后尘）。这类小说有许多相似之处，譬如它们都在控诉社会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与扼杀，但在批判社会主义的同时自己也十分意识形态化，它们由于缺乏形而上之美而显得不那么优雅和纯粹，有些甚至很粗糙（譬如《癌病房》），但它们却被选中了。确切地说是被另一个营垒选中了。另一个营垒在彼岸，看到此岸的人在白刃格斗，内容有革命、有批判和斗争、有自我检讨、有文字狱和通缉令……彼岸的人觉得新鲜刺激，就对这类作品产生了偏爱，生活在彼岸的人都是上帝的宠儿，由于太舒适太自由而个个成了天真的大孩子，他们看着上帝弃儿的刀光剑影无不为之动容，他们真心真意地想解救他们，想把他们引渡到彼岸，殊不知他们到了彼岸并不会幸福，不但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解救他们的人。“穷山恶水”中出的“刁民”往往会成为幸福天堂里的祸水。因为人的思维发展是不可逆过程，上帝天真的大孩子不了解这一点，于是就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

与帕氏和索氏略有不同的是米兰·昆德拉，昆德拉的作品虽然也充满了政治味，十分意识形态化，但他的头脑与智慧似乎要发达得多。他的视点更多地洞穿人性本身的悖论，从人性深层的弱点找到了埋葬人性的陷阱，这不能不说是这类文学的一大进步。

昆德拉的作品中充满了睿智的哲理与优美的隐喻，《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一开场便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常常与各种女人做爱的外科医生托马斯一觉醒来，发现新结识的女友特丽沙紧紧攥着他的手，在他身边睡得像个天使似的，而此前他和任何女人做爱之后都是分床而眠，否则他是睡不着的，而特丽沙是那样自然地拉着他的手，他们同床共枕而他并没有任何不安，由此他深深感到了爱与性的差别，像这样的隐喻，在昆德拉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你常常不能不为他超拔的智慧而击节赞叹。

在昆氏目光无休止的扫描下，历史被一次次地复印，人性深层的悲哀被一次次定格。

有人说，昆氏更像是一位哲人而不是小说家。我对此说法不以为然。

我历来认为，文学大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社会型作家，如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也包括上述的三位，等等；另一种是内省式的（或许不确切，需要有个新的名称）作家，如卡夫卡、普鲁斯特、三岛由纪夫、茨威格，等等。就我个人品味而言，似更喜欢后者，因为后者与文学本体、与生命本质更为接近。

三

早就觉察到一个奇特而令人恐惧的现象。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后一类作家，几乎无人能逃出一种冥冥中的噩运，再推而广之，包括同类艺术家，也个个在劫难逃。疯狂、自杀几乎是他们注定的命运。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国19世纪画家弗鲁贝尔。他对莱蒙托夫的长诗《天魔》着了迷，他一生的画作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他理想中的《天魔》：一个天使因为反抗上帝，被上帝贬黜为魔鬼，这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悲剧色彩。可怕的是弗氏从青年时代始就专注于天魔的描绘，他一遍又一遍地塑造和改写天魔的形象，我猜想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越来越深地把天魔植入了他本人的灵魂。他就是天魔。天魔的形象与处境随着他本人的经历不断地改写，他就那样走入了自己的秘密世界，义无反顾。

不幸走入自己的秘密世界的人似乎有着某种共同规律，规律之一便是不幸的童年。从某种意义来说，作家是由他的童年塑造的。不幸的童年使孩子产生自闭，自闭会使孩子打开一扇通向心灵秘密通道的门，而孩子初入人世还没有沾染世俗的浊气，来自远古的灵性尚存，这时的孩子，最容易接近神祇，与神祇对话。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天生与尘世无缘，只好逃避在文学或艺术的象牙塔之中。

自己的世界有如一面魔镜，它似乎是自己的真实写照，然而又全然不是。它的每一个细节实际上都是不真实的。人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在自以为至真至善至美的时候，其实是在制造一种骗局，一种连自己也被骗了的骗局，是自己对自己在撒弥天大谎。走入那面魔镜是自欺欺人的开端，可怕的是，通往魔镜的通道有去无回。

如果，萨特说，他人即地狱，那么我要说，个人即魔鬼。

这似乎便是后一类作家非疯即死的答案。

四

那么，大师们难道除了地狱和魔鬼就没有其他归宿了吗？

回答应当是否定的。

心理学大师荣格便是一例。荣格具有典型的童年综合征。

荣格幼时，父母分居，荣格天性敏感身体孱弱，总是做一些极其怪异的梦。譬如，他做过一个梦，梦见在本堂神父住宅附近的牧场上，有一个幽深的坑，里面有一级级的石阶。他沿着石阶走下去，里面是织造精美的帷幕，掀开帷幕是一个洞宇，一条红地毯直铺到一个黄金宝座之前，而宝座上屹立着树干似的一个巨大怪物：一柱突起，独目向天。多少年之后他才明白，屹立在黄金宝座上的，竟是一个巨大的男性生殖器！还有更可怕的梦：他梦见上帝本人蹲在教堂尖顶上大便，把罗可可式的彩绘玻璃崩得支离破碎！

试想，这对于一个身在西方宗教文化背景下生长的孩子该是多么恐怖的事啊！这意味着他的精神支点可能在瞬时被打得粉碎，他可能变得什么都不是，一种强烈的犯罪感使他倍受折磨，然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生性敏感的孩子突然体会到一种被禁锢的思想会怎样千方百计闯入人的心中。

他求助于《圣经》，他断定，是上帝本人让他有这种幻想的，就像上帝希望亚当和夏娃犯罪一样，尽管他命令过他们不要犯罪。于是荣格作出了结论：听凭这幻想出现而不是人为地扼杀它，他就实现了上帝的意旨。这结论给他带来了暂时的平静。许多年之后他这样写道：“……是谁强迫我去想象上帝要这样可耻地摧毁他的圣殿呢？是不是魔鬼安排了这一切？我从不怀疑是上帝或者魔鬼存心这样说，这样做。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绝不是我自己制造出这些想象来的。我知道，应当从我——本身作出更深刻的回答：我独自面对上帝，上帝也只向我单独提出这些令人生畏的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