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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北京（第1页）

如今，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目前还生活在北京的人已然不多了。不信您就在街上转转，满目见到的都是外地人，您要是还不相信，不妨向他们问问路，保证，他们的口音会立即暴露他们的身份。

我这么说，丝毫没有歧视外地人的意思，只是想说，北京作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在半个世纪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不但皮儿变了，瓤儿也完全变了。北京不复是童年的北京，那个碧蓝天空里响着鸽哨声、各种牌楼林立、胡同遍地的古城——如今高楼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50米的能见度让本来就拥堵的道路更加寸步难行——即便如此，每年仍然有大量人口（包括国内的、国外的）涌入北京，一边吐嘈一边仍然舍不得离开。——何况我们这些生于北京的人，除了五年黑龙江之外，我的居留地一直是北京——这个目前已经让人爱恨交加、欲哭无泪、欲走难行的城市，我依然深爱它。

一父亲

于1974年从黑龙江转插回京，此前，已经在北京呆了一年多，那时叫做“口袋户口”，也就是黑户口的意思。在黑龙江，我前后住过四次团部医院，有一次被排长背上“二八”车（一种拖拉机）的时候，我的整条手臂已经紫了。排里的很多女孩都在哭，以为再也见不到了。谁知到团部打了一针，我又活过来了。如此这般死去活来自然令父母胆寒，1973年回家探亲之后，我就再没有返回黑龙江。1974年的冬天，一个异常寒冷的日子，父亲只身一人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去了我们的师部北安县。父亲当时已经53岁，身体很瘦弱，有过两次肺结核大吐血的病史。写到我的父亲，我常常有一种疼痛的感觉，内心深处的痛。这种痛常常让我写不下去。真的没想到，在他去世20年之后我依然疼痛如初。父亲是我的“阿尼姆斯情结”，他的克己、坚忍、聪慧、忠厚、善良，让他的几个女儿在成年之后，特别是在择偶时都遇到了麻烦，我们忽然发现所有的男孩都不如我们的爸爸，甚至连长相也是如此，父亲端严英俊的外貌使我们对于所有男人的想象日趋完美，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感到失望。当时瘦弱的父亲就在那酷寒中挺下来了，他在师部领导的拒绝声中铺开了一张破席，就铺在师部办公室的过道上，从那天晚上起他每夜都在刺骨的寒风中咳嗽着入睡。终于有一天师长皱着眉头对政委说，我看那个老头越来越瘦了呢，看着挺吓人的，别在咱们这儿出什么事，要不把他女儿的事儿给办了吧。我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我忘不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家平房的窗外忽然闪过父亲的身影。

预感到了什么，我狂喜地开了门，我的父亲像平常那样克制着自己的表情，那意思是让我们猜一猜结果，我对着爸爸说，爸爸你办成了，你肯定办成了！爸爸笑起来，爸爸一笑起来就阳光灿烂，爸爸从破旧的棉袄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爸爸说，这是你的档案。我好奇地打开我的档案袋，里面不过是两张白纸，什么也没有。

就是这两张白纸管制了我一生中最美的年华——16岁至21岁。我这一生中只欠一个人的，而且永远也无法偿还了，这就是我的父亲，最爱我却没有得到我一点点回报的父亲。

在我所有的文章中都回避着他，回避着他是因为要回避我自己的疼痛，我内心最最柔软最最脆弱最最不堪一击的地方，那里面充盈着的全是泪水。

二罗马尼亚人

那一年，我21岁。21岁的姑娘如今正是华年，可那时候的我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灰秃秃的。因为那时总是以朴素为荣。一身蓝，白边懒（那时最时尚的鞋子叫懒汉鞋），梳两根辫子。尽管腰身异样的细（当时我的腰围还不满一尺六寸，相当于53厘米），衣服却绝对不要卡腰，好像要了卡腰就不正派似的。我半点也不打扮，连辫梢的玻璃丝也不扎，只扎皮筋。

一年之后，我和当地插队知青一起被分配在一个大的粮食仓库，在那儿，我先后做过车工、钳工、刨工、铣工，车钳铣刨磨，只差没有做过磨工。在粮库，我经历过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丙辰清明。那个四月，那个寒冷而又热烈的四月，因为非常特殊，而被记录在了史册上。那个四月好像一直在下着雨。那个四月之夜，雨水透过槭树丛淋下来，那低而渐大的声音，好像在倾诉着凋零和腐烂，但是每一滴雨水，都令人想起钻石，想起钻石的纯粹。我进入这个寒冷而热烈的雨夜就被淹没在人海里。那个巨大广场里的人群就是无数的雨滴，人群是透明的，如雨滴一样透明，透明的雨滴背后有一座巨大的灰白色的石碑，它在雨中忽隐忽现。它像是这些雨滴的魂灵，人群的魂灵。我竟然从四月的冷雨中感受到了温暖。那雨水像是无泪者的泪，那样默默无声地飘洒着。那个巨大的广场，那个有着魂灵的喧哗与骚动的广场，这时被各种各样的花环与花圈笼罩着，我这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的花啊！可惜都是假的。

只有在童年的时候，我才见过各种各样的真花。那是些野花，它们独自发了又谢，谢了又发，从每一滴枯黑的血色里，都能衔出星星点点的绚烂。那条小河里的鱼，不断地成群结伙地从水边的石子背后游过，被那河水漂得发白，漂得幽蓝，我伸手入水，就一直蓝到我的骨缝里。

可现在这些假花很好看，假的并不一定是丑的。这许许多多的花浸在雨水里，好像活了过来。这广场原是一张巨大的白纸，又像是巨大的甲骨、钟鼎或者碑石，人群在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不，是嵌进碑石里的字，有如一个金饰匠人，用锤子把汉字一个个砸进碑文。我心里忽然萌生出一种巨大的冲动，我想抚摸这些碑文，抚摸千百种思想的澄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我的冲动是成熟的冲动。我忽然明白了自己痛苦的根源。

我想，或许我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流浪者，一辈子都在寻找家园但却没有家园。面对着广场，面对着一座沸腾的大海，看着海水的忘情喷发，看着无数燃着火的粒子，竞相挣脱着胎胞，挣脱胶着在一处的滚滚岩浆，我终于明白了，这所有的人，都是在寻找家园的，大家都是流浪者，他们都是爱过的，都是真心爱过却被爱欺骗了的，一个没有了爱，没有了信仰的民族，除了终身流浪，别无归途。

事后，自然有一段疯狂的清查。工厂的团委书记被责成列黑名单，凡是那些日子去过天安门的，都在重点清查之列。他保护了我，为此我感激他。后来，他先我一年考上了大学（1977年），后来就失去了联系。最有戏剧性的是：前不久我因为去现代文学馆讲课，见到一个老朋友，老友把我的消息告他，他匆匆从陕西赶回北京见我，请我到郊外的一个练歌房去唱歌。在灯光下，我看到他曾经相当英俊的面容被烟酒侵蚀得面目全非。他过去的绰号叫做“罗马尼亚人”（那时的外国片只有罗马尼亚片和阿尔巴尼亚片），而现在，他谢顶，嘴唇呈现出淡淡的紫色。他对我说，他曾经创下过一顿喝五瓶五粮液的纪录，他很是以此为自豪。他说，他已经和太太分居12年了，因为他是公务员，考虑到晋升问题，还一直没有离。他说，他一直没法儿忘记我，我在他心里曾经产生过“很深的感受”。我真的不明白他这“很深的感受”到底指的是什么，人越大，我越是深感不了解男人，“性沟”远远深于代沟。现在，我孑然一身，越发感觉男性的不可捉摸，就如同他们常常感到女性的神秘一样。

我想，在团委书记心里的惊诧大概并不亚于我。大概他会想，怎么25年前那个活泼娇小的女孩会变成这个样子？当时我们身处那个爬着蟑螂的练歌房（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个地方），想的却是25年前那个初到工厂的女孩，对着全体工人唱的那首《萨丽哈最听毛主席的话》，当时掌声雷动，一点也不亚于如今青年男女对于歌星的拥戴。自那之后，那个女孩成了二商局粮食局的独唱演员，在70年代中期连续三年的全国文艺调演中，女孩占据了中山公园的大戏台，穿闪闪发光的新疆服，梳十二条辫子，踢里塌拉地穿一双靴子，刚一上台便有众人大喊：好漂亮哟！

但是团委书记眼中的那个女孩再也不存在了。

正如我眼中英俊的“罗马尼亚人”再也不存在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