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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情报泄露广州起义失败（第1页）

为了起义，孙文发行“革命股票”3月1日，兴中会总会刚刚成立之后，孙文拜访了日本驻香港领事，告诉了他们广州起义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能够对起义提供支持，特别是军火方面，这样起义军就可以与在北方节节胜利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一举击溃大清朝廷。日本人最关心的是起义军的实力，觉得孙文和杨衢云现在还不名一文，如果还有更有势力和声望的人支持起义就更好了。日本人的意思是，他们当年的倒幕运动还要打着天皇的旗号，如果起义军方面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声望和资历的人，即使发动起义后偶然成功了，也会很快分崩离析。面对日本人的询问，孙文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并把他列为“支持者”的第一人。他就是此时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的康有为。三年后（1898年），康有为将通过戊戌变法而声名鹊起，但此时的他其实也只是一个改革派，因为对朝廷不满，经常发表一些尖锐的言论，在两广地区小有名气，并不一定会支持起义。孙文其实连康有为的面都还没见过，两年前在广州办“东西药局”时，孙文倒是求见过康有为，康有为一听这是一个连科举都没有去考的人，就要求孙文以门生的身份求见。孙文是恰恰看不起科举的，两人没见成面。不过，这并不影响现在孙文自发地把康有为拉进“支持革命”的名单，啥也不知道的康有为就这样“被革命”了。通过调查研究，日本人认为，孙文的“起义军”其实还是子虚乌有。既没钱，又没有人，利用甲午战争举行起义的想法虽然很好，但起义本身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日本人婉拒了孙文的请求，只是觉得孙文“奇货可居”，不想失去扶植大清朝廷反对者的机会，于是对孙文表示口头上的鼓励和道义上的支持，就是不来点实在的。不屈不挠的孙文作了最后一次努力。隔了一段日子，他再次拜访日本领事，日本人的态度依旧如此。孙文失望了，他原本对寻求“国外势力”支持革命事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因为他确实是没钱没人，也没有军火。他原本以为，日军正在北方和清军作战，发动广州起义也有利于日军，日本没有理由不支持，所以这是双方的重大机会。没想到日本人很精，他们只看实力，看锅下菜，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利益，绝不会雪中送炭——特别是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孙文又去拜访了德国驻香港领事，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没有办法，孙文和杨衢云只好退而求其次，在香港的几份英文报纸上阐述兴中会总会的主张——假如将来起义成功，“不会建立一个共和国”，而是会建立一个非满族的汉人当皇帝的君主立宪国！很显然，这和兴中会总会计划推翻皇帝、实行“总统”模式的宗旨是不相符的，但孙文和杨衢云很清楚，此时在大清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日本、德国，它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这三国对美国那种不要君主的共和政体也是比较抵制的。兴中会总会发布这样的主张，就是要赢得这三个国家的好感。哪怕它们不能在起义前给予支持，在将来发动起义之后，也要使这些国家不会像当年帮助朝廷镇压太平天国那样对待兴中会总会，解决起义的后顾之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其他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力更生，钱和人都要靠自己解决。对于钱，首先只能从会员们身上想想办法。和檀香山兴中会一样，会员除了仍然需要交“底银”5元之外，还可以购买兴中会发行的“革命股票”。这些股票面值100元，但会员们认购时，只需要交10元。也就说，将来“起义成功”建立“两广共和国”之后，可获得10倍收益。孙文鼓动大家：以前你们拿钱向朝廷捐红顶子，钱花了，往往打水漂，有去无回，现在你们把钱捐献给起义军，将来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会员们的热情还是很高，富商会员黄咏商甚至还卖掉了自己在香港的一套房子，得到的钱全部上交组织。请注意，孙文在宣传鼓动时，并没有过多讲什么“革命的道理”，他只是要让人知道，共和有利可图，以“利诱”来发动大家，组成兴中会这个革命的“股份制公司”。孙文其实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人。钱的问题总算是部分解决了，有了钱可以购买军火，接下来就要解决起义队伍的问题。孙文和杨衢云已瞄上了一批人，一批被朝廷称为“黑社会”的人。在大清的土地上，有三个著名的秘密社团，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本一家”。红，是指洪门；绿，是指帮助朝廷进行漕运的漕帮，也称安清帮或者清帮；最后一个就是白莲教。除了清帮，洪门和白莲教都是反清的，受朝廷的严密监控和打击。白莲教主要出现在北方的黄河沿岸，几年后卷入了义和团运动，我们主要介绍分布更广和势力更大的洪门。洪门，对外称天地会，最早是受郑成功的影响，以“反清复明”的宗旨出现在大清初期的福建沿海一带，老百姓们一般称他们为“红帮”。洪门的会员大多是中下层的劳苦群众，这个属于人民群众的组织是相当有特点的。首先，洪门对会员的控制相当严格，加入洪门是要宣誓的，如有违反，不是“死在万刀之下”，就是“五雷诛灭”。最常见的下场是要在身上刺三刀，必须刺穿，所谓“三刀六洞”，并且严禁会员叛帮，投靠在其他帮派的门下——尤其不能投靠在清帮门下，否则洪门会想办法锄奸。但是对从清帮投靠过来的兄弟，洪门倒是欢迎。江湖上有一句话说的就是这个情况：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洪门虽然对会员控制严格，但在组织形式上却是相当开放的。打个比方，只要兄弟你认可“反清复明”“均贫富”“天下为公”等宗旨，就可以在洪门这个总的旗帜下，带一帮兄弟在各地“开山立堂”，成立新的堂口，与其他兄弟单位是平级关系。不管属于哪个堂口，除了管事的，所有洪门会员都以“哥弟”相称，并且讲究“哥不大，弟不小”，大家在地位上是平等的。行走江湖时，就靠暗号辨认，比如兄弟你去茶楼、酒馆消费，小二倒茶倒酒时，你五指全伸，以拇指和食指从杯口和杯底夹住茶杯，由拇指上面起，置于肩膀的任何部分接茶接酒，不用回头，小二就会知道你是帮中人。这种组织形式十分有利于洪门的开枝散叶，这和清帮内部以“字辈”垂直相传，不是讲究“哥弟”而是讲究“师徒”的组织方式截然不同。这两大帮派最后的发展也就是“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到甲午战争前后，漕运已经消退，清帮逐渐汇聚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上海人常常称他们为“小瘪三”。后来混迹上海租界的著名清帮大佬有杜月笙、黄金荣等人，而洪门的发展却已经遍布世界各地——这正是由于华工出洋。洪门在大清国内外有不同的堂口和习惯叫法。洪门在两湖（湖南、湖北）、四川等长江沿岸各省叫作“哥老会”；在鸦片战争之后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厦门、宁波、上海等地叫作“添弟会”“小刀会”；在粤港地区取洪字三点水，叫作“三点会”，后来改称“三合会”；在海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一开始也称三合会，后来为了适应当地殖民法律中不得结社的规定，把“会”改为公司，比如“义兴公司”；在檀香山和美国本土，主要有“致公堂”“安良堂”。洪门已经成为华人世界里的第一大秘密社团，可以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洪门。大清同治三年（1864年）左右，马克思在成立国际性的劳工组织——第一国际时，也曾向海外洪门发出过邀请，甚至马克思在形成“马克思主义”时，还钻研过中国的历史和华工状况。难怪与清帮有渊源的蒋介石对洪门一直十分警惕，后来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除了屠杀共产党员，还大肆清洗有洪门背景的中国国民党党员。由于这些人大多处于农村和基层，他们被清洗后，国民党的大批县市党支部失去作用，基层组织基本瘫痪，这在客观上又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农村创立了一个条件。这是后话，不过相信大家已经清楚了洪门可怕的势力。他们虽然被称作“黑社会”，不过洪门弟子在面对大清官员时，反而有心理优越感。洪门弟子一直以“义士”自居，在他们看来，大清朝廷才是最大的“黑社会”——洪门至少还有纪律，违反了就要受到严格处罚，比如不能嫖赌、欺压良民、霸占良家妇女等等；“黑社会分子”都能够做到的这些条款，朝廷官员却是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男盗女娼，为所欲为。大清朝廷真是到了连“黑社会”都不齿的程度。正是因为如此，杨衢云、谢缵泰等香港的体面人士，在成立辅仁文社的同时，竟然也纷纷加入了香港三合会。另外，孙文的同学郑士良也是三合会成员，至于孙文在香港读书期间有没有接触甚至加入过三合会，成为他反清思想的一个源头，这就不得而知了。粤港两地其他大部分的三合会成员都是底层劳工，如车夫、佣工、杂工、苦力等等，“反清复明”已经离他们很遥远，加入三合会的目的只是为了在谋生中寻求一种保护，或者获得某种“尊重”，毕竟生存才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人肯出钱来“买”他们，三合会也能很快拉拢起一支队伍，就看出的钱的多少了。杨衢云熟悉香港，就继续在香港筹款和“买人”。郑士良潜回广东老家，在汕头等靠海一带收买三合会成员、草寇和绿林好汉充入起义军队伍。孙文和陈少白潜回广州，加上特意从上海赶来的陆皓东，三人在广州筹备成立起义的总指挥部，将来统一指挥起义！在“太平盛世”下筹备起义，这是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的，只能进行隐秘的活动，而孙文没有想到的是，他即将得到一个“郑观应式”的人物支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官商”刘学询。

“官商”刘学询暗助起义刘学询，香山人，买办之子，家境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刘学询虽然也曾考中过进士，成为朝廷厅级候补官员（候补道），但他并没有往官场上走，而是子承父业，下海经商，在广东承包着大名的“闱姓”工程。所谓“闱姓”，就是一种博彩业，猜科举中榜者的姓氏。虽然属于“毒”的鸦片不合法，但属于“赌”的闱姓在广东是合法的，朝廷主要是想收税。由两广总督府负责经办，从第二届“闱姓”开始，刘大人就是总承包头，他已经从这项工程里捞了不少油水，是大清真正的“隐形富豪”。当然，所谓的隐形并不是大家不知道他是富豪，只是财产的具体数额大家没法想象。日本人曾经调查，到1899年左右，刘学询的个人资产“约七百万两”，差不多占了朝廷当时全年收入的十分之一，所以有个“刘三国”的外号——文可华国、富可敌国、妾可倾国。孙文回到广州，准备从刘学询这里弄点起义经费，他把广州起义的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孙文为何会相信一个“官商”呢？主要是他们早就认识了，早就有金钱上的往来，这需要从一段访问说起。民国二十年（1931年），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访问了已经76岁高龄的刘老爷子，请他回忆“当年与总理交往的细节”。于是，由刘学询口述、在场人士整理，留下了第一手的《总理史实访问记》。遗憾的是这份史料在记录完后并没有全部公开出版，只披露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完整版本至今还封尘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据说没有完全披露的原因是国民党方面考虑到“塑造总理形象之需要”，在此，我们特地向中国国民党方面呼吁：要相信历史啊。接下来，我们就将根据这份《总理史实访问记》等史料，来进行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刘学询的胯下曾经长过一个疮，很显然，这种隐私部位的暗疾找中医是不太方便的。刘学询找的是西医，被西医一刀割好了，从此他对西医别有好感。1892年，孙文正在澳门行医，刘学询经人介绍认识了小老乡孙文。据刘学询讲述，他当时就对孙文极有好感，为了支持西医事业，刘大人发动富豪朋友为孙文捐款，总计“赞助白银三万余两”。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学询的这一段讲述应该是有些吹牛了。根据购买力的对比，当时三万两白银相当于如今的450万至600万元之间，即使刘学询舍得给孙文这么多钱去支持西医，当时只是在行医的孙文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花完这么多钱也是很困难的。但根据后来孙文一生都对刘学询极其尊敬和友善来看（友好程度远远超过对郑观应），刘学询应该不是完全凭空捏造，所以我们只能认为：刘学询应该是赞助过孙文不少钱，成为他们一生交情的起点；至于具体金额，由于这是刘学询在时隔几十年后对着中国国民党人回忆他“与总理交往”的细节，吹吹牛也是有可能的。现在，孙文不仅把起义密谋向刘学询和盘托出，甚至鼓动这位著名的“富二代”：只要您支持起义，起义军可以打出您的旗号，推举您为未来的“两广共和国总统”。刘学询一听说有人想推举自己为未来的“总统”，便认真分析起国内外的形势来。和日本人一样，刘学询并不认为起义还有成功的可能。当初没有争取到日本人的支持，现在甲午战争已经结束了，起义的时机也就已经过去了。朝廷完全可以腾出手来对付起义军，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面对这位前来有求于己的老乡，刘学询还表示了一下心理优越感，这就是他的“民族气节”和“道德情操”。他对孙文说，他并不赞同让日本人来帮助起义，恰恰相反，为了推翻大清朝廷，必须打着“抗日”的旗帜来收买人心，比如在停战之前，组建一支队伍，打着“北上抗日”的合法旗号进京，等掌控了京城周边再发动起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另外，对于花钱收买三合会等帮会分子起义，刘学询也认为不妥，他认为那些乌合之众即使能成事，也极易在起义的过程中趁火打劫，洗劫老百姓和洋人，酿成骚乱和排外事件，到时候列强就有出兵的借口了，大清恐怕首先就会被洋人瓜分，这与起义的宗旨并不相符。但刘学询还是出了一笔钱，帮助孙文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农学会”，既能以公开的名义为起义筹款，又能作为秘密据点。不久，两广总督李翰章赫然列名“农学会”赞助人，这应该也是刘学询的功劳。李翰章自然不会出真金白银，只是挂名落个“重视农桑”的美名，不过这对于孙文来说已是极大的帮助了，他可以打着总督的这个旗号再去广东的政商两界拉赞助。刘学询真是值得信任的朋友啊！而刘学询的惊人之举并不限于此。由于此时的他正好要向两广总督府上缴一笔“闱姓”承包款，他就把什么时候去送这笔款子的消息告诉了孙文，建议孙文干脆来个打劫，大家里应外合，把这笔款子劫了做起义经费得了。孙文和他的伙伴们最终没有真的去打劫。依照他们的实力，只能全心全力准备起义，如果劫了款闹出事来，起义也就无法举行。刘学询也只是这么说说而已，这一点孙文还是明白的。所有的办法都已经想尽了，起义的条件还是不具备，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了。孙文制订了一个“内起外应”的计划，也就是采用日本人在倒幕运动中常用的“奇袭”战术：以5人为一队敢死队，20人左右冲入两广总督衙门，把以总督为首的重要官员格杀或者挟持，到那时，广州城内的清军就会因无人指挥而不战自乱；另外派20人埋伏在广州城中的重要地段，作为打援；城门处派二三十人占领，引导城外的响应者入城；剩下的一二十人围攻属八旗军的广州将军驻地；大家完成任务后就分头四处放火，一鼓作气，拿下广州！数一数，孙文的这个计划总共需要的人还不足100人。所有人听完后都目瞪口呆：这太冒险了吧？孙文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大家，像广州几个主要的军政机关虽有防守，但有名无实，他们绝不会想到太平日子里还有人来起义，以此奇袭，大事可成。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太冒险。经修改，方案改为分三路“分道攻城”：杨衢云在香港收买3000人左右的帮会分子，作为主力中军开向广州；郑士良在汕头等地再收买一批帮会、绿林好汉作为左、右两路军开向广州；等这三支队伍到齐之后，孙文坐镇广州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各军，同时也在广州本地收买少量帮会分子作为内应，里应外合，这样起义军的总人数就增加到了3000人以上。很显然，由于杨衢云的香港一路军是绝对的主力，起义时间也因此定在了10月26日，这天是农历九九重阳节。每年重阳节之前，都会有大批香港市民携家带口回广东老家扫墓，香港军3000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混入广州！起义方案已经决定了，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初成立兴中会总会时，并没有选出领导人，现在到了起义前夕，必须要有领导人了，这个领导人也将是未来的“总统”——“总统”还是要有的，万一起义成功了呢？当然，当时其实还没有“总统”这个翻译，是根据英文“president”音译的“伯理玺天德”。10月10日，兴中会总会开始进行“伯理玺天德”的选举。很出意外或者说不出意外，领导人的选举不仅有巨大分歧，还发生了激烈争吵。陈少白、郑士良、陆皓东等这些“孙派”的人坚持认为只能由孙文当选，而“杨派”的谢缵泰等人认为，如果没有香港方面的钱和人，孙文有什么实力发动起义？他们坚持要杨衢云当选，双方都互不相让，情绪激动。孙文表现了君子风度，他主动退让，杨衢云顺利当选。根据这一结果，杨衢云成为了史上第一位选举出来的华人“总统”，也是兴中会总会首任会长。孙文只能接受他的领导，但“孙派”之人仍然不服。由于孙文没能当选，郑士良甚至扬言“要杀掉杨衢云”，而谢缵泰等人也在背后继续攻击孙文。谢缵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孙逸仙看起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孙逸仙念念不忘起义，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迟早会发疯的！”看来，“大炮”这个外号，很可能还是孙文的革命同志谢缵泰首先发明的。这一切的内讧，都为即将到来的起义蒙上了浓厚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