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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不久我便感到我已和这一帮朋友结成了终生的友情。布拉兹吉索尔巴布把这件事情的本末都告诉了我。他有一种习惯，就是常常受理贫苦佃农的案子。我到那里的时候，正遇上两宗这样的案子。他一打赢这种案子，便以替穷人做了一点好事而自慰。他并不是不向那些单纯的农民收费。当律师的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如果他们不收费，他们就没有办法生活，也就不能够对穷人进行有效的帮助。但是这里的律师所收的费用和孟加拉以及比哈尔的律师的收费标准比较起来，实在令人吃惊。

“我们花了10，000卢比请某某人出个主意，”有人对我说，随便什么案子，收费很少是在四个数字以下的。

朋友们听取了我的和蔼的谴责，而对我并无误解。

“研究了这些案子以后，”我说道：“我得到了一个结论：我们不能把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把这种案子告到法庭上去没有什么好处，农民们既然如此受欺压和如此畏惧，法庭对他们就没有什么用处了。对他们的真正解救，就是消除他们的恐惧。除非我们把比哈尔的”三分制“推翻，否则我们是不能安定的。我本来以为两天就可以离开这里了，现在我才明白这里的工作做起来恐怕两年也做不完。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花它两年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有了着落了，但是我需要你们的赞助。”

我发现布拉兹吉索尔巴布头脑特别冷静。他泰然地说：“我们可以尽力帮助。但是请你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帮助。”

于是我们坐下来谈到深夜。

“你们的法律知识，我是不大用得着的。”我对他们说道：“我需要文书工作和翻译工作的帮助。也许我们还要尝尝铁窗风味，不过，我虽然很喜欢叫你们去冒这种风险，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说别的，即使是把你们都变成文书、无限期地放弃你们的职业，已经不算是一件小事了。本地的印地方言，我觉得难懂，而且凯达语或乌尔都文的文件我也看不懂。我要你们帮我翻译。做这种工作，我们付不起钱。

做这种工作完全要出于爱和服务的精神。“

布拉兹吉索尔巴布马上明白我的意思，他现在轮流盘问我和他的同伴。他要弄清楚我这一席话的含义——他们服务期限的长短，人数多少，是不是可以轮流工作等。然后他又问在座的律师们究竟能付出多大的牺牲。

最后他们给我这样一个保证：“我们有这么一批人可以做你所吩咐的任何工作。还有一些人，你要他们同你一起工作多久都可以。至于要我们准备坐牢，那对我们是一件新鲜的事情。我们愿意努力采纳你这个意见。”

第十四章　面对着“非暴力”

我的目的是要调查三巴朗农民的情况并了解他们对于靛青种植园主的不满。为了这个目的我就得会见成千上万的农民。不过在进行调查以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弄清楚种植园主方面的情形，并且见一见本地区的专员。我向这两个方面要求会见，他们也都同我约定了时间。

种植园主联合会的秘书老实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局外人，种植园主和佃农之间的事与我无关，不过我要有什么意见，尽可以用书面提出来。我客气地告诉他，我并不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如果佃农们要我调查他们的情况，我当然是有权利调查的。

我又去拜会地方专员，他却威吓我，劝我立即离开狄哈特。

我把这一切情况都告诉我的同事，并向他们说明，政府很可能阻挠我的进一步活动，我也许会在早于我所预料的日子遭受逮捕，我告诉他们，要是被捕的话，最好是能在莫提哈里、可能的话就在贝提亚被捕。因此我应该尽早地到那些地方去。

三巴朗是狄哈特专区的一个县，莫提哈里是县城。拉兹库玛尔·苏克拉的家是在贝提亚附近，而那里的“料提人”佃农是县里最穷苦的。拉兹库玛尔·苏克拉要我去看看他们，我也是急于这样做。

于是我当日就和我的同事们动身到莫提哈里去。戈拉克·普拉沙德巴布招待我们住在他家里，他的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客栈。这个地方简直容纳不了我们所有的人。就在那一天，我们听说离莫提哈里五英里的地方有一个佃农受到了虐待。我们决定第二天早晨由达郎尼塔·普拉沙德巴布陪我们一齐去看他，到时候我们骑着一只象去了。顺便说一句，在三巴朗骑象，就象在古遮拉特坐牛车一样平常。我们还没有走到半路，便有一个警察局派来的差役赶来对我们说，警察局长向我们问好。我懂得他的用意。我于是让达朗尼塔巴布先行到目的地去，自己坐上那个差役雇来的车子。他后来给我一个要我离开三巴朗的通知，并把我送到我要去的地方。他要我写张收条证明我已收到离境的通知，我便在收条上写道，在我完成我的调查以前，我不打算离开三巴朗。于是我便接到传票，要我第二天去受审，因为我违反了离开三巴朗的命令。

那一夜我通宵未睡，忙着写信并给布拉兹吉索尔·普拉沙德巴布必要的指示。

通知我离境和传讯我受审的消息象野火一样传开。我听说，那一天莫提哈里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戈拉克巴布的家和法庭挤满了人。幸亏我在头一天夜里做完了所有的工作，所以我才能来应付这么许多人。我的同伴们的确是很有帮助的。他们忙着维持秩序，因为我到哪里，人群便跟我到哪里。

那些当官的——收税官、县长、警察局长和我之间产生了一种友情。从法律上说，我可以拒绝接受那些通知。然而我却完全接受了，而且我对待那些官员的态度也是正确的。他们这才明白，我对于他们个人并无干犯之意，只是对他们的命令进行文明的抗抵而已。他们因此便觉得放心了，不但不来为难我，反而在我和我的同事们的合作下帮忙维持秩序。然而这显然是在向他们证明这样的事实：他们的权威已经动摇了。此时此刻，人们忘却了对于刑罚的恐惧，而服从于他们的新朋友所运用的爱的力量。

读者应当记得，三巴朗没有人认识我。农民是愚昧无知的。三巴朗是在恒河北岸很远的地方，正好在喜马拉雅山脚靠近尼泊尔的地方，和印度的其他地方是隔绝的。国民大会党在那些地方更是没有人知道。就是听见过国民大会党这个名称的人，也不敢参加，有的连名字都不敢提。可是现在国民大会党及其党人却到这个地方来了，虽然不是用国民大会党的名义出现的，但是却具有更为重大的实质意义。

我和同事们商量以后，决定不用大会党的名义进行任何工作。我们所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名义、是实质而不是形式。因为大会党这个名字是政府及其统治者——种植园主所不喜欢的。他们认为大会党不过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律师们争吵的地方，代表他们利用法律上的空隙来破坏法律的工具，代表炸弹和无政府罪行，代表外交和讹诈。我们必须打消他们这种想法。因此我们决定不提大会党的名称，也不让农民知道有所谓大会党这么一个组织。我们认为，只要他们了解并遵循大会党的精神就够了，不必知道它的名称。

所以并没有人以大会党的名义被派到这里来公开地或秘密地为我们的到达进行准备活动。拉兹库玛尔·苏克拉并不能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在他们中间还没有开展什么政治工作。他们对于三巴朗以外的世界是一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对待我却象对待故友一样。我这一次和农民的聚会，是我和上帝、“非暴力”与真理相见面，这不是夸张的说法，而是千真万确的。

我所以从人民得到这个称号（按指“圣雄”），细想起来，无非因为我对他们的爱。而我对他们的爱，又无非是我对“非暴力”持有不可动摇的信仰的表现。

在三巴朗的那一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事件，对于农民和我，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根据法律，我是要去受审的，但是真正说来，却是政府在受审。而那个专员也仅仅取得了这一点胜利，那就是他使政府陷进了他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