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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时移势易，流年似水，那儿打从宝永年间（注：1704…1711）就是往来于濑户内海的种种船只停靠的港埠，曾经盛极一时；也是船夫、商贾以及过路旅客们寻找片刻慰藉的欢场、艳名四播的地方。然而，这样的繁华地，只因铁路通行到镇上以后，一路衰落，女郎们的叫声、三弦声、醉客的欢笑，全被猛吹的海风和波涛声压下去了。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回光反照吧，就在发生了那桩事件的大正末年，活像燃起了生命最后的火花般，曾经有过一段期间恢复了短暂的繁华景象。

也不晓得是怎么个缘故，人们忽地又想起了常夜坡这个名称，聚拢到坡上的灯光下，狂欢达旦，浑忘东方之既白。

可还是个黑暗的年代哩！

关东大地震、大杉事件（注：大杉荣，为无政府主义者，1923年遭少壮军人甘粕等人暗杀）等接踵而来，时代即将崩溃的声音，给这地方也带来了回响——人们就像要逃避这种阴暗般拥到那条街上，贪婪地求得一夜欢乐。

在清冷而空茫茫的灯光下，夜夜汹涌着人欲之流，那样子，简直就像是为了埋葬被时代的黑暗染污的生命中的某些事物，而拚命祷告的守丧仪式。

但是，那也不过是最后的一阵火焰而已。

事件发生一年后，大正年代告终，犹如被一个时代的结束吞噬掉一般地，常夜坡的灯光熄了，不再有人提起它的名字——嗯，是是，我正是亲眼看到花街上晨后一盏灯熄灭，也正是与事件有关的人之一。

当时，我就在常夜坡后街的一幢陋屋，与阿缝同居在一起。

阿缝那时候有三十七、八岁年纪吧。出生地是邻县的农村，在故乡有明媒正娶的丈夫，可是嫁过去不久丈夫就病倒了，过着时好时坏的日子，为了赚一些医药费，她被迫来到常夜坡工作。

那种年纪，当然不方便接客，在一家还算正经的旅店做着下女的活儿。她细皮白肉，又有微胖的柔软，因此要她的男人着实不少，可是她倒坚贞不二，过着一清二白的日子。

这样的她，也不晓得怎么个缘故，对我倒是心身两方面都相许——是的，只因她是为了生病的老公，不惜置身花街打工的倔强女人，所以反倒跟像我这样一个窝窝囊囊的没用男人合得来的吧，我这边年纪也大得与其找那些年轻，光懂得胡闹的女郎，毋宁更希望有个正经的，却也被花街的灯光洗濯过的一副沈润的身子。

老妻过世后不久，我就向阿缝试探了一下。不料她也正好因为老公病况恶化，医药费负担更沉重，开始对前途有了一抹不安的当儿，没第二句话就答应了。然后，是的是的，我们就像一对老夫妻那样，在坡上一角，悄悄地过起了共同的生活。

不，不，关于我的身世，就原谅我不必提了吧！

我是邻镇一家布店的第三代店东，生来不是做生意的料子，膝下又没有一男半女，所以把店里的事交给掌柜，大约两年前开始，有一半的日子流连在坡上的阿缝住家。

这一年四月，正是樱花纷谢的一日，阿缝告诉我老公过世了，我们便商量起过些日子——正是后来事件发生的时候——找间大些的屋子，名正言顺地一起过日子。

——是的，下面我要告诉您的事件里，扮演了某个角色的男子，他正是住在阿缝隔壁的一位邻居。

不，事件发生好久以前，我就记挂着那个男子，那是因为我总觉得那个人的背影，看去显得很单薄的缘故。

特别是傍晚时分，有时我会从面向巷子的窗口，看到似乎是要出去买点什么东西的他，沿坡路走下去。他那身影，真的好像会在巷子里的暮霭当中溶化掉似的。

一点儿也不假呢，

决不是因为那椿事件发生后，他在拘留所里死掉了，我才说这种话的。

是一点儿也不假，就是那种单薄的身影，才使我那么奇异地记挂着他的。

从前从前，我有个经常来往的艺妓阿泷，她常常口头禅般地说起一家小餐馆的师傅：「看，阿信哥背影怎么这么薄呢？」这话听多了，便也记挂起那个叫信吉的厨师来。一天，我在那家餐厅廊子上，偶然和他相错而过，无意间回头一看，他那好像故意捡着透过纸门映过来的淡淡灯光照不到的廊上阴暗处离去的背影，连对他这素昧平生的人，都像是在告别似的。显得凄寂极了。

不久，我从阿泷嘴里听到信吉去世的消息，那时我禁不住地想，原来这个女郎是从人家的背影看出他的命运的，这使我深为感触。当时我还年轻，对花街上那种靠背影来互相打招呼的情形，很感兴趣……不，不，这位信吉师傅，和事件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

我只不过是想说，每次看到那个人的背影，我就会无端地想起已故的信吉的背影，它们都一样地，有着单薄的影子。

是，是，事件后不久，那个男子也死了。想起这一点，我不由地觉得，说不定他也是在那个黯淡的巷子里，若无其事地用那种背影，悄悄地，只向我一个人做那种死前的最后一次告别。

那男子的年纪大约三十五、六岁吧，瘦削的身子上，经常像僧衣一般地披着淡淡的细点和服，背微驼。那模样，就好像有那么一丝不愿见人似的。

嗯，他住的是我那一排屋子的最尽头的一间。

记得他名字叫井川久平，看那历尽沧桑的模样，我怀疑这是不是真姓名，但是他住居的门口，挂着写上「井川久平」四个字的名牌。虽然被从我的居停围墙上伸过去的藤叶遮掩住了，可是倒也可以看出，那名牌上的墨笔字却是非常漂亮的。

话是这么讲，可是我敢说，坡上住的人，不会有几个认识这个名字的。

人们只知道，他这个人是干代书那一行的。

门口宽不过五、六呎，又是独居，自然不会与邻居街坊有多少来往，因此「代书先生」这个称呼，已经很充分了。

窄窄的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纸，上书「代书」两字，权充广告牌。不愧是干这一行的，字迹确实够气派，可是每逢起风的日子里，总会看到那张纸的角落剥落了，在不牢靠、格格作响的玻璃门板上瑟瑟颤抖着，好像就要脱落飞跑似的，正显示出那人平日的生活状况，看来寂寞极了。

尽管如此，倒也名副其实，出入的人还是不算太少。

这也难怪，地点既在花街上，女郎们又多半来自附近寒村，读书识字根本谈不上，所以嘛！那些女郎们为了给故乡写写信，或者汇笔款子回家什么的，便不得不上门来请他代笔了。

有时大白天，我在屋里睡着懒觉的当儿，传过来玻璃门板咿呀作响的声昔，接着是「代书先生，拜托拜托啦」，是年轻女郎的嗓昔，好像还很年轻很年轻的，听着这一类话，却也是一番乐趣呢，

是，是，那男子很寡默，叨在邻居的情谊，我不免偶尔也上上门，请他写写贺年片一类的，有时没事儿也过去聊聊天，在公共浴室碰上了，也会帮他擦擦背，可是到头来，总没有能做到融洽无间的地步。

不，不，他决不是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