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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温州人虽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小部分，但因历史与地理的因素所受苦难似乎更多，造就了温州人强悍的性格，同样能团结进取、自强不息，面对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以其聪明好学、努力执着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同样由于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温州人不怕远渡涉重洋或长途跋涉，并凭自己的吃苦耐劳精神、头脑灵活长于经营的条件在别处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一点，可能是温州人与犹太人的共性所在。

更有意思的是，温州人的经商法则与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大同小异。美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将犹太人的经商法则归纳为十五条：

1、为钱走四方；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4、瞄准嘴巴；5、瞄准女人；6、78：22法则；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8、堂堂正正的精明；9、在逆境中发财；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11、惜时如金；12、靠信息抢占商机；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14、交易要讲道理；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看过这一章的年轻文友余璞先生赶紧向我推荐一篇题为《温州人，请慎言自己是“东方的犹太人”　》的文章。文章跟《遥望温州》一书中的这一章结构有点相似，观点却截然相反。文章在介绍了犹太民族的特点之后即称：

相形之下；温州人是一个由地域性引申出的概念，而且其“历史”最长不过20年，除了在商业方面取得的一点成就……且不谈这成就由哪些因素促成，其他方面几乎没什么特别需要提起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其他地区远远落后；如果认为温州人在商业方面体现出来的一点精明能干就可以和犹太人比肩的话，那不是无知就是无耻！总之，温州人和犹太人的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

该文还称：“今天这种称号被欣然接受，凸显的心理背景是一个城市在商业主导氛围下的浅薄，以挣钱衡量一切，将文化忽略不计，急功近利，盲目虚荣。”

余先生给我发来的“伊妹儿”只有文章，没有作者的姓名及介绍，不知他（她）对温州的了解程度，这个“可比性不到百分之一”是如何量化的。据我所知，温州人不仅仅是会做生意，与犹太人一样，温州人中的科学家、学者教授的比例也相当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就有郑振铎、张肇骞、伍献文、苏步青、夏鼐、谷超豪、伍荣生、张淑仪、戴金星、孙义燧、姜伯驹、李启虎、施立明等十三位。在国外的温州学人、教授也不少，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数学系主任杨忠道，堪萨斯州立大学教授、生物学博士温丽莎，俄克拉荷马大学校长潘廷滉博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海洋微生物专家陈钦明博士等等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相对于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七百多万温州人中的专家、学者的比例是要远远高出大多数的城市和地区的。

东南西北温州人

历史上的原因，让温州人不得不走四方、讨生活。在国内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散布着一百四十多万温州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等大城市，温州人几乎都在十万人左右，有的还超过十万人。

前不久，石家庄温州商会的副会长张三喜先生邀请我去石家庄考察一个房地产项目，商会的正副会长七八人陪我吃饭，据他们说在石家庄做生意的温州人也接近十万人。南三条小商品城、新华商城、华北鞋城等等商贸中心，少了温州人即刻会成为荒城。银川的温州商会会长丁望先生请我去为他的一个项目把脉，看看能不能做。他们说，银川的大商场如果温州人一撤走，立即会冷冷清清。成都、广元、兰州、西宁这些对温州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温州商人都轧成堆。

我与洪波先生去西藏不止一次。接待我们的都是时任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热地同志的女儿红梅。她请我们吃饭时拉来了一位在拉萨做生意的温州乐清人作陪。吃的是青稞糌粑，喝的是酥油奶茶。饭后他们陪我们去逛大昭寺边的八廓街。由于那位乐清人是“老西藏”，在拉萨做了十多年的生意，整条八廓街走过不知打了多少招呼，弄得我们也应接不暇。要知道西藏不是好去的地方，我太太一到拉萨就有高原反应，头疼得按她自己的话说是“只想钻到地缝里去”　。但因为那里有商机，不少温州人还是拉家带口进西藏。

我们那次进拉萨是为了考察一个项目，回来之后还有一件戏剧性的事。既是“闲说”，也就供给大家作谈资：我喜欢东跑西跑，按时髦的说法是考察。考察之余跑遍了诸如布达拉宫、罗布林卡等等拉萨有名的去处。虽说没什么显著的反应，回到家时也已筋疲力尽，那晚睡得死死的。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发现自己的外衣外裤，手表手机以及从拉萨带回来的手拎包了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当时还未意识到是遭窃，因为住的是独户的房子，以为自己放在衣服和裤子里，但后来在窗外寻到手机和手表，这才意识到昨夜有小偷，这些东西才会一路洒出来。但心疼的是拎包不见了，那里有拉萨市长献的哈达、大昭市请的宗喀巴铜佛像（西藏喇嘛黄教的创始人）、西藏石油公司丁总送的一整套藏民用的银器，以及我自己买的不少旅游纪念品。这个拎包被偷有点心疼，便向我认识的公安局刑警大队陈副大队长报了警（这位大队长后来成了我开温州国贸大酒店的合伙人）。他马上派人来勘查。但据他们的经验这是流窜作案，破案可能有一定困难，我便死了心。没料到那天下午就找到了拎包，而且里边的东西除了不多的现金之外都还在。是邻居的小孩来我家院子里的小游池游泳，在池边的一株树下找到的。事后我分析：小偷从河边翻越栏杆爬进来，偷了东西从大门出去，因为院子里养有狗，狗的吠声使他慌张，一路跑一路扔东西，仓皇逃走了。但邻居老太婆不是这样分析。她说我去了西藏，又请了佛像，是佛像保佑我不受损失。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在贼偷衣服时我醒了过来，后果不堪设想。

后来将此事讲给洪波听，他开玩笑说在拉萨投资没错，有佛保佑。在那边开了个包括餐饮娱乐在内的一个公司，初始时生意确实不错，但我们派去的人在那里都待不长，他和我又不可能自己去运作，经营了一段时间不了了之。可见这么多温州人在那边扎根做生意确实不容易。还有新疆，青海，黑龙江的漠河，海南的三亚。漠河是我国最北的边陲城市，三亚又被称为天涯海角，我简直找不到没有温州人做生意的地方。

温州人的海洋性

温州地处东海之滨，温州人不怕海，飘洋过海谋生于温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风浪有海盗，出门就得冒险，所以温州人不怕冒风险。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远，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因而温州除制瓯之外，最早发展的是造船业。

汉代，温州已经能造扁舟、轻舟和楼船。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温州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诏令江南十二州造战船数百艘以征高丽，温州为其中之一。宋代时光郭公山边的一个造船厂一岁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讨爪哇的远洋战船就有部分是温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臣的宣谕中还特地提到温州和明州（宁波），可以各建造战船五百艘供征战用。……　造船业的发达，温州人可以飘洋过海，去台湾，下南洋，去高丽，世界上温州人的足迹渐渐多了起来。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温州人周佇随商船至高丽（朝鲜）。高丽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诰，官至礼部尚书。诰就是文书，看来周佇的文才不错，胆子又大，正部级的官呢；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1252），温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经商，交趾国王以厚礼留之，后其兄回国，德用遂侨居交趾；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温州人周达观乘船出使真腊（柬埔寨），著有《真腊风土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温州商船装载蚕丝、茶叶、瓷器、药材、纸张等运往日本长崎销售……　翻翻相关史书，可以找出不少温州人飘洋过海的经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温州辟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国，接着是德国、瑞典、西班牙、美国等相继在温州设立了领事馆。温州人或留学、或经商、或劳工，纷纷出国，形成温州近现代的第一次出国高潮。近年出版的《温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国时期的温州留学生名录，清代有留学生136人，大部分留学日本；民国时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认为这个表遗漏甚多，譬如金荣轩先生（曾任温州中学校长、温州市副市长，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纯均为日本留学，表中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献文在表中又两次出现。《温州市志》中也有一张表，为1923年温州劳工在日本被杀的名单，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东瀛沉冤——日本关东大地震时惨杀华工案》有录）。温州人在这个时期出国的人数规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战争结束，温州解放前夕是温州人第二次出国高潮。有为避战乱的，有听信谣言“共产党共产共妻”而带家携口移往国外的，有经商滞留国外的，还有随国民党残部溃退台湾之后留在台湾或移居他国的。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生活所迫外出当劳工的，如永嘉县的瓯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做木工的。瓯北的礁头到礁堡一带，大部分的青壮年都去了国外，解放前在那里还流传着这样的俚语：“礁头到礁堡，有七十二个扒灰佬”、“礁堡到礁头，全是老老头”。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外出主要是经商，也有少数是留学的。这段时间的出国有经正规途径的，也有非法出境的。这段出国人数最多，分布面也最广，几乎散见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实力和活力的还是这批人，回到国内投资的也很多。

我认为，目前正在酝酿并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国高潮，那就是比较富裕的温州人纷纷送子出洋留学。虽然暂时还拿不出这方面的具体数字来说明，我却已经从我们亲友圈中感觉到了这一点。或英国、或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从中学、大学到念博士的都有。虽这方面温州起步比之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温州就会雷厉风行的。温州人做事不会“温吞汤里煨牛肉”（温州话），而是一上锅就爆炒，为教育子女，温州人肯花钱。

据统计，温州人目前在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四十余万，但实际应该有六十余万，这个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关部门无法统计。温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经商的则有更多，据说超过一百四十万。这两个数字一加在二百万上下。这个数字的概念就是温州总人口730万，减掉小孩和老人，青壮年中的50％以上在外经商或者办企业。当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极少，可以忽略不计。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温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杂志的编辑部主任，后来单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后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他常跟我说：“真搞不懂你们温州人，文化不好，语言也不懂，到了国外个个都当老板。我们上海人出国的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外语水平也不错，做了几年还是个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个高级职员。”

他不懂因为他是上海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我很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除了温州人胆子大、敢闯之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朋”字，即朋友的朋。别看这个重复又简单的汉字，却成就了不少温州人的老板梦呢！

温州人到了国外，哪怕他口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只要有了落脚点，就会去寻找目标，有欲盘出去（出让）的小餐馆、小工场或者小店铺，只要适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国外的亲戚朋友商量，让他们出钱“朋一朋”，于是这些亲戚朋友都会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万，我出十万，很快地便能凑个百十万的。盘下那个餐馆或店铺之后艰苦努力，赚了钱先还债，三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再去找更大的铺面或工场。这种凑份子的办法温州话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圆了老板梦。当然也有单枪匹马从打工开始的，但这打工的温州人目标也很明确，将来是要做老板的。他先从努力并节俭开始，积了钱以后再去盘人家的店铺或工场，以后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国的老华侨很多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后来出国的年轻人便是用“朋”的办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语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当老板啦！你有文化、懂外语，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风险，你就不能当老板。这也是一种悖论。

六十万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应当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温州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所能赋予的概念。前面提到过，在法国巴黎的第三区有条“温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区也是温州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游，经常可以听到奇怪又独特的温州话；在意大利的罗马，市中心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大街也能称温州街，不长的一条街温州人开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条街上的“温州酒家”吃饭，从三个人的小桌吃成十一个人的大桌子；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我去我的学生在当管理人员的卡西诺（赌场），喝咖啡也喝成一张大台子；在美国纽约，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谓的红灯区，由于艾滋病的出现，美国人对性的态度也趋于严肃，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温州人乘虚而入，逐步吞食那里的商铺，也该称之为“温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学就在那里开餐馆，那年我随建设部和科技部联合组织的房地产考察团去美、加两国考察，同学请我们全团吃饭。同学的儿女在美国长大，不大会讲普通话（温州话还是会讲的），请大家吃菜时将公鸡母鸡讲成是“男的鸡”、“女的鸡”，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圣保罗，中国商城是温州人开的，那是个大市场；在西班牙马德里，在中东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温州人开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随房地产考察团去欧洲转悠，一下子跑了十五个国家。全团十几人，除我之外几乎个个都是财大气粗的大老板。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规格也很高，巴黎市长夫妇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大厅举行冷餐会欢迎。这些老板花钱如流水，在巴黎买香烟，在瑞士买劳力士，在意大利买皮鞋，在嘎纳玩电影宫，在蒙地卡罗进卡西诺。但我也没有自惭形秽；我最自豪的几乎是每个国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请吃饭，都有人开车接我去兜风。做温州人真是风光极了。那天在安道尔玩，这是一个夹在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小国家，仅有三万人，全国不过是一个狭长的山谷，一条长长的商业街，几千家店铺而已。团友们跟我开玩笑：你今天没辙了，乖乖地跟我们逛街吧。确实，那里没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们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