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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起慢慢逛。到了一家买旅游工艺品的店铺里，我很喜欢橱窗里陈列的小缝纫机，做得精致极了，而且穿上线还真可以缝纫。我一下子买了两架，营业员是洋妞，但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有点像中国做的高档工艺品，风格似乎有点像我们温州苍南礼品城里的东西，现时在外国，买到MADE　IN　CHINA　的东西不足为怪。就普通话夹着一二个英语单词外加手势与洋妞“哑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进内拉着华人女老板出来，我们一见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却能喊出来：“这位不是吴先生吗？”“你是……？”“我就住在仓桥的呀！”我想起来了，她就住在我曾经住过的那条街，但那时她还很年轻，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几年未见了；我知道她后来去了西班牙。她解释，这边生意比马德里好做，不像马德里温州人多；竞争厉害。她并且告诉我，安道尔只有三家温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约起来大家见一见。与我一起逛街的几个团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温州人！

我们的回程又是从巴黎坐飞机，好让大家带些洋货回去，重点是“老佛爷”、“春天”百货公司，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豪华高档的百货公司，团友们的主要目标是服装。因为时间长了，有点累，我不再约温州老乡。中午在“春天”旁边的一个餐厅吃中饭，一进那餐馆门，我直觉那风格准又是温州人开的。就跟团友说，团友们不相信：中餐馆都差不多，别这么神了，哪会是温州人！我找个位置坐下来，帮他们看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让他们去打听。老板是中年女士，反问我的团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爷’旁边开餐馆的还能有什么地方人？”弄得团友们鼓起掌来。那女老板的老家在温州市纱帽河，离温州百货公司很近。

这些年我去国外机会多，碰此类戏剧性的事还有。如去年我夫妇去加拿大，就遇见过好几位熟人，特别是在多伦多，如果我们答应住下来，每个熟人家里住一夜，得住上很长的时间，这里不再描述了。

上海与温州

当初这本书吸引我的是它的两个书名：《中国双城记》和《北京人和上海人趣谈》。按通常的习惯，一篇文章有两个题目，总有一个是正标题，一个是副标题。这本书的两个书名不知孰正孰副，前者是印成黑色的字，似乎重要些，可后者的字体却又比前者大得多。我随手买下了，想不到却成了我写这一章的触发点。

北京与上海确实有的一比，一个是中国的政治中心，一个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两者都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可谓势均力敌，不分伯仲。温州与上海无法相比，温州太小了，充其量只是一个中等城市。但温州与上海的关系却比较特殊，温州人一直离不开上海，但上海人的心目中也总有温州人的影子，两者的关系甚至可以用“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形容，两市密切的程度要超过上海与周边的杭州、宁波、苏州、无锡等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会，是温州的顶头上司，但温州人不以杭州为然。你们杭州眼里只有宁波，连眼角也瞟不到温州。温州人已经将杭州等同于省政府了。

宁波与温州是兄弟城市，本来应该是既友好又有竞争的关系。但对宁波的投资那么多，又成了计划单列城市，距离人为地拉大了很多。温州人又不靠宁波吃饭，关系便也疏远了。

但温州人无论如何离不开上海，过去在生产、生活方面都仰仗上海，现在却是因为上海蕴藏巨大的商机。

以前，温州人第一要靠上海的是交通。那时温州没有铁路、机场，只有一条通杭州和福州的沙石公路，还有就是开上海的大轮船。温州到杭州是四百多公里，到上海是六百公里，虽说远了二百公里，但坐轮船远比汽车舒服，可以躺着睡觉的。而那时的汽车运行时速才三四十公里，沙石路又布满灰尘，与其坐十几个钟头汽车，一路颠簸，灰头土脸地赶到杭州，不如睡一夜到上海。何况上海是铁路交通大枢纽，你到上海就可以中转到全国各地，温州人是要外出跑供销做生意的。还有坐轮船可以带很多东西，运费也便宜。

第二要靠上海的物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轻工业城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上海的轻工产品无论在质量上和美观上都代表了我国的最高水平。还有上海的纺织品和成衣是全国最时尚的，领导着时装的新潮流。

温州人很穷但眼界又很高，因为温州有不少人在外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会带来许多时尚信息，可除少数侨眷、侨属之外你无法得到泊来品，你只能就近去上海采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年轻人结婚前非要到上海不可，不是去旅行结婚，是去采购必备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及诸如脸盆、痰盂、热水瓶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就连结婚要分的喜糖也要从上海捎带，大白兔奶糖是最有名的，还有使新房热闹的红灯牌收音机。后来温州人办起了家庭工厂，许多生产原料要到上海采购，机器设备和配件要到上海选买。

第三要靠上海的技术。上海既然代表了中国轻工产品的最高水平，上海工人的技术水平也就是最高的。温州要办家庭工厂必须学习上海的技术，一是走出去，二是请进来。七十年代我在纺织厂搞技术时就曾带工人到上海学习过，这是走出去，还有就是请上海退休的老师傅到温州作技术指导，我们厂就有两位上海退休师傅。我们的工资每月四十元，上海退休师傅的工资每月一百二十元，那可是个天文数字，而且还允许他们带家属来工作。我们请的一个做纺织技术配件的七级（最高是八级）木工师傅，他把自己弱智的儿子也带来了，那是学不会技术的人，只浪费材料，工资却与我这个技术科负责人一个等级。

迭格温州赤佬

温州人到上海采购，其他地方的人也到上海采购，上海人那时神气得很，特别是营业员，仿佛个个是上海市长似的，看见外地人爱理不理的。要回答问话也只用上海话，“啥？”“没！”两个字是对外地顾客使用频率最高的。上海为了限制物资的外流，除了与其他省市一样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等之外，还搞了个上海专有的“上海专用券”，购买诸如棉布之外的化纤布，部分化纤成衣以及紧俏的日用品都要凭这专用券，外地人常常只能对柜台内的紧俏货干瞪眼。

有个笑话说外地人到上海南京路的第一百货公司（上海人称中百一店）购物，看到一种花色化纤布，非常喜欢，就向营业员提出要购买。营业员爱理不理地用上海话说了三个字：“专用券”，外地人不懂上海话，听成了谐音的“转一圈”，心里直嘀咕：买布料干吗要转一圈？但外地人到上海本身就觉得矮一截，望着那营业员冷若冰霜的脸色又不敢问，后来想通了，大约她要看看我的身材高矮胖瘦决定买多少给我，便在原地转了360度。营业员摇摇头，往门口一指。营业员以为他在找规定的告示牌，往门口一指意识是那里有通告，我们按规定办事。外地人以为要到门口转一圈，便绕着偌大的第一百货公司跑了一圈，气喘吁吁地回到花纤布柜台，又指着那块花色化纤布。营业员发脾气了，大声说：“上海专用券！”外地人只好苦笑，百货公司转一圈都累成这个样子，还得上海转一圈，上海有多大！

讲的是笑话，但对温州人来说都是真话，当营业员说，“转一圈”（专用券）时温州人会真地到门口转一转，温州人是去寻找在外边倒买专用券的人，买了“上海专用券”再去购化纤布。上海的规定难不倒买温州人，在上海倒卖粮票、布票和专用券的大都是温州人。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堪称“官僚经济”，当官的想怎么计划就怎么计划。温州到上海的轮船天天排长队，春运高峰时经常要排一整夜队。但搞计划的人就是不会想到增加航班，旅客排队不排队与他无关。码头的管理人员也不会积极地向做计划的人反映情况，你排队更好，我的权力更大，你们想不排队就得求我。于是就有人送礼开后门，就有人开始倒票，就产生了我上面提到在上海买卖票证，倒卖生产资料，倒卖机器设备和零配件。当然更多的人是在上海做木工，弹棉花，补皮鞋，做衣服等等。

上海人过去看不起苏北人，称他们是“下只角”的。因为苏北人在上海一般是干苦力的。如人力车夫、澡堂子里擦背、修脚的、扫地倒马桶的大都是苏北人。解放后强调劳动光荣，苏北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又与上海人同化，成了正宗的上海人了。这时的上海人最看不起的是温州人，一提到温州人就联想起投机倒把，联想起做苦力。“迭格温州赤佬，就会投机倒把！”“迭格温州赤佬，只会弹棉花！”之类成了上海人提到温州人的口头禅。同样是排队购船票，买宁波的，买青岛大连的，吆喝一声排好队就算，对买温州船票的要在排队的人身上用粉笔编好号，让人感到很屈辱；同样是托运行李，温州人的行李要检查，经常是捆扎得好好的，检查得一塌糊涂，要重新打包捆扎过；同样是上海市场上能买得到的低档香烟，其他地方的人可以任意带，对温州人规定只能带两条，多了要没收，温州人在上海最倒霉，偏偏温州人又离不开上海。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

我们厂生产的提花丝带是通过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出口的，我需要经常去上海，那时去一趟上海可不容易。星期一上船，星期二到上海，立即排队登记住旅馆，星期三办公事，星期四又要排队购船票，星期五上轮船，星期六才能回到温州。一个星期的时间，真正工作只有一天或半天。时间倒还好，还有那种屈辱感，排队买船票已经提到过，住旅馆也是很令人气愤不平的。规定温州人只能住“国光旅馆”、“安东旅馆”等几个在当时来说也是最低等的旅馆，这几个旅馆都在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一带。这些旅馆所有房间的电灯开关都在门外，一如我在《古怪的瓯语》那章中所说的，在上海人的眼中温州人就是会干坏事的，这样可以随时开灯检查。

福州路如今是文化街，书店、文具店、电脑软件店林立，解放前却叫四马路。提起四马路，许多年纪大的人都听说过，那就是“四马路的野鸡”。所谓“野鸡”就是下等妓女，四马路上的“流萤”。男人过来了，只要你东张西望，她们就将你拖进了旁边弄堂里的小堂子，即使你不东张西望，你的帽子也会被她们抢走，你的拎包也会被她们夺走，你想要回帽子、拎包，你就被她们拉进了那些黑黑的小堂子。而给我们温州人住的小旅馆据说就是过去的这种小堂子，房间都是小小的，一排排有如鸽子笼，楼梯走一步摇三摇，就这样的旅馆还要排长队。更不舒服的是上海人听说你是温州人所射过来的异样的目光，不屑，看不起，可怜，可恨的成分都有。我的上海话就是那时候下决心学会的，以便来往上海少些麻烦。譬如排队托运行李，人家要检查，我一翻白眼：“侬到底要哪能检查？”便过去了，人家以为我是上海人。后来转到文化部门，有了记者证，又能说上海话，就非常方便了。有时想想这样做有点下作，不地道，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谁让我是温州人？

有个例子非常典型：一位温州籍的画家，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搞美工，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工师。他在上影工作了二十多年都没说自己是温州人。熟人对他的最高评价不过是，你不像温州人，“像阿拉上海人。”

温州人的尴尬可想而知。

又爱又恨上海人

上海人看不起温州人，温州人对上海人也不服气，认为上海人太势利眼，贪富欺贫；上海人太小心眼，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什么“阿拉上海人”，上海男人个个“老娘客相”（娘娘腔），天天让老婆支使着去刷马桶；上海的女人个个忸怩作态，嗲得让人起鸡皮疙瘩；上海人不要脸，站在外滩当众亲嘴……总之将上海人讲得一无是处以出出那口闷气。说实话，去上海外滩看“情人墙”的“乡下赤佬”中，不少是温州人呢。

还有，现在似乎大家都认为北京人能说，而上海人是讲话比较简洁的。但在温州人看来，上海人也是嘴皮上的功夫。那时温州人骑自行车撞在一起，合就互相看一眼走人，不合就动手打架，打完了不管输赢也马上走人。上海人会锁好自行车，然后相互讲大道理，旁边围了大帮子人在瞎起轰。碰这种情况温州人会呶呶嘴不屑地说：“上海人又上礼拜堂。”温州人称上教堂听牧师传道叫“讲道理”。有时还会故意上去跟着起哄：“打一架见输赢，有什么道理可说的！”

记得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还在编《文学青年》杂志的时候，编辑部有人看到上海《新民晚报》上的一则消息：一位女士将一个金戒指掉到路边的阴沟里，那阴沟的水很脏，根本看不清，那女的一手捂鼻子，一手在脏水中摸索，终究未能找到戒指，只好忍痛割爱，径自走了。一边看热闹的人一哄而上，个个欲伸手去摸。有人便提议，大家按先后顺序，每人抓三下，谁抓中戒指归谁，抓不中走人，或排队到最后，轮到的时候再抓，于是路边排起了长队。编辑部的同仁们议论纷纷，大家的态度都感到有点不屑，“这就是上海人！”我当时也是这个意思，不要就走人，要的话可以干一架，谁有实力谁有“开采权”。一个摸三下，真是小儿科。其实这点正是上海人比温州人先进的地方，上海人有了平等概念，用机会均等的方法处理和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

温州人那时对上海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为离不开，恨是因为被看不起，低人一等，只能以阿Q心态对待这位大哥。

上海人对温州人虽然有点看不起，却也很难离开。上海人文化高，素质高，开化也早，七十年代就知道多吃植物油对身体有益，但在那个物资匮乏，一切都要票证的年代，哪来的植物油？温州就有，只要多付点钱，自由市场上比比皆是。上海人喜欢吃虾皮、鱼鲞之类的海鲜货，温州盛产海鲜，小菜场里到处可以买到，价格还随行就市，货色多时价格便宜，货色少时价格就贵，但无论何时都可买到。还有上海人讲究穿着，温州人还在贩卖“平阳布”时，上海人已经是“的确良”、全毛华达呢，笔挺笔挺的。购买化纤布的“专用券”、纯棉布的布票，可以通过调剂，赚点外快来买华达呢……

上海人想到这些就念及温州人，在上海附近的城市中，只有温州的自由市场最活跃，温州人可以提供诸如菜籽油、海鲜货等上海人喜欢的东西。也只有温州人在搞倒卖票证的行当，可以让上海人弄点外快，上海人也离不开温州人。记得那时我去上海出差，总带点菜籽油、虾干虾皮之类的东西送给上海亲友，而当我回来时，上海亲友送两包城隍庙的五香豆，或包装讲究的泰康饼干之类的东西。温州人与上海人互通有无，“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虽然当时的地位并不平等。

上海大哥与温州小弟

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人对温州人的态度起了微妙的变化，像我这种经常出差的人最先感觉到了这一点。先是指定温州人住国光、安东这些小旅馆的决定取消了，排队购船票在身上编号、托运行李特别规定之类的“特殊待遇”也没有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