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第2页）

很显然，这种有意迎合儒家思想的方式是很有利于传教的，而随着传教的进行，利玛窦逐渐发现用科学和文艺才是迅速开启传教之门的好方法，因为被钳制在八股文中的士大夫既缺失精神上的信仰，又需要物质上的征服。利玛窦开始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中华文艺经典，他从《诗经》和《尚书》中发现了“上帝”这个名词，于是，现学现用又拿来重新翻译，从此，英语中的“God”等于中文中的“上帝”。

而“科学”是现成的，大明朝的读书人早就钻进了八股文的死胡同，重农抑商的现实早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扼杀在幼年，利玛窦从西方带过来的很多随身物件就成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产品”，比如三棱镜、星盘和自鸣钟等，由于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还传言利玛窦会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

在成为“著名人物”之后，利玛窦还成功地发展了朝中大臣——徐光启为教徒。在徐光启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利玛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欧洲的《几何原本》，从此，“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几何、星期”等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并逐渐走向大众。利玛窦还根据他的航海经验，单独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图上，依然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但已经标注了其他的大洲和大洋，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世界地理。而这张图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终于发现在他们的“中华老师”之外，世界也是如此之广啊。

名气越来越大的利玛窦终于惊动了北京的万历皇帝，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利玛窦于中国的南方辗转了整整18年之后，万历皇帝特意下诏：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由此成为朱元璋禁海之后，首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把基督教打扮成与儒学并不冲突的“科学”进行传教。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本来按照朝廷规矩，是应该移葬澳门的，但万历皇帝也比较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人，特意为利玛窦“赐葬”于北京。如今，利玛窦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去世之前，利玛窦写了一部《中华传教史》，告诫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传教要遵守两个原则：尽量不要与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然后通过科学和文艺的方式传教。利玛窦自己总结为“驱佛补儒”“合儒超儒”，只有先让基督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助手，替代佛教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超儒”——实现“中华大地的基督化”。万历之后，来大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原则，因此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小的，传教一度传进了皇宫，崇祯皇帝在吊死之前，他的皇后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明朝灭亡了，大清并没有吸取朱元璋禁海带来的教训，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封闭自守带来的巨大危害，禁海政策被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了，而大清还要对付流亡到台湾的郑成功王朝，于是又将禁海向前推了一步——迁海。朝廷曾经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沿着海岸线建立纵深30里的无人区，严防死守“郑氏逆贼”和“夷人”上岸。在入关前，满人正是大明口中的“夷人”，明军从荷兰人手中学习过来的“红夷大炮”，被清军缴获后，因“夷”字犯了他们的忌讳，改为“红衣大炮”，现在刚刚建国，别的没学到，封闭和僵化竟然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仍然在遵守着“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倒是和大清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1623年（天启三年），德国籍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帮助大明修订历法和为前线明军制造火炮。但清军入关时，汤若望又将他参与编纂的大明历法加以改造献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的人经过研究和验证后认为：这部历法“很科学”！命令在大清推广执行，汤若望也被任命为大清天文气象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虽然我国自夏商时期就有自己的“农历”，但它与太阳年（即真正的“一年”的时间）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而汤若望修订的这部历法，是与太阳年完全相吻合的农历纪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行农历的修订者，正是德国人汤若望！

汤若望还用自己的西医医术治好了孝庄太后侄女的病，孝庄对他很感激，认他为“义父”。1661年，顺治因天花病危，在确立皇位接班人时，孝庄特意派人征求“义父”汤若望的意见。孝庄喜爱聪明过人的皇三子，而汤若望认为未来的大清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已经出过天花的皇子，而皇三子恰好已经出过天花，于是他的接班人之位就被确定了——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后来，意图篡政的鳌拜还对汤若望进行过政治迫害，汤若望被捕下狱并判第二年凌迟处死！孝庄亲自出面救下汤若望。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旁边。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在扳倒鳌拜后，当即给汤若望平反，并任命汤若望的继承者、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后来南怀仁去世，他又被安葬在汤若望墓的旁边。

总之，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和大清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因为他们已经打入了高层。然而，就在融洽的关系在继续时，教廷内部却对“利玛窦原则”有了看法。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方式传教严重影响了基督教的纯粹性，特别是中国人好“讲礼”，把祭祀祖先和尊孔子为圣人当作传统，这就严重动摇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上帝是唯一的神”，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于是1645年（顺治二年），罗马教廷在内部批准：禁止大清的基督徒祭祖和祀孔，反对“利玛窦原则”派占了上风。以这个禁令为起点，教会内部关于如何向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正式开始！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教廷的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官僚”了，利玛窦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定下规矩，自然有他的道理，其实并不是一味妥协，而是为了解决在中华大地传教的首要问题——本土化。

为什么基督教一到中华大地就要碰到“本土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老百姓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又是一种与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密的“世俗化”的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带有一点“功利性”。或许正是因为跟百姓们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中华文化如此根深蒂固又特色鲜明，以至于外来者提到“中国人”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甚至是宗教的改造和同化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比如犹太教是世界上最牛的宗教之一，它在对外的传播过程中都是独立的，犹太人走到哪里都保持了他们民族的独立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来到中国后。大约在宋时，犹太人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饮食禁忌和回族相近，宋朝人误以为是回族的一支，称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后来，这支在中国的犹太人真的被同化，最终变成回族一支。

当然，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拿佛教来举个例子吧。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华大地时，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为它的原旨教义和儒家思想严重对立。比如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但百姓头脑中其实是很讲究尊卑贵贱的，大人就是大人，咱老百姓见了官自动矮三分，这个规矩糊涂不得，一糊涂就有可能在现实中给自己招来祸事。

再有，佛教的原旨教义要求修行者离家出走（出家），剃个发，断了结婚生子的念头。而百姓们却把家庭伦理看得比什么都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不结婚生子，那不仅是问题，还是罪过。更加难办的是，佛家弟子是不拜任何凡人的（包括皇帝），他们只拜佛，这与不论任何人见了皇帝就得下跪的传统怎么协调？

最后的结果是传到中土的佛教做出了让步，当然这种让步是相当灵活的，比如结过婚、不出家的也可以信佛，这种人称作居士。至于你成了佛家弟子还要跪拜皇帝，那就拜呗，你只要在跪拜之时在心中默念一句：皇帝啊，您是未来佛！所以我拜的还是佛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为了传播的需要，佛教接受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核心的“忠孝”观念，扫除了进入中土市场的主要障碍。中土人口众多，也就是说，潜在的信徒很多，市场前景广大，为了开拓这一市场，佛教先以“自我改变”消除了对立，大家认为这很厉害吧，但这还只是“本土化”的第一步。

因为接下来，佛教甚至对与中国传统观念并没有冲突的教义都做了某些调整和改变。比如按照原旨教义，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信佛的，能信佛的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有权供佛、修筑寺院传播佛教的也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而这些人必须严守清规戒律，不做邪恶之事，按照一定的程序修行，可能（不保证）你会涅槃“成佛”。

但面对中土广阔的传教“市场”，传到中国的佛教迅速调整了，无论是信佛还是“成佛”，它都不搞特殊、不搞歧视、降低门槛，人人可信佛，人人也可以“成佛”。总之，传到中土的佛教不拒绝一切“弟子”，不放过每一个“招收对象”，正所谓“佛门广大，普度众生”。

有的地方喜欢搞性别歧视：“男生可以，招收女生吗？”

“行。我们这里有善男信女，和尚尼姑，也有女菩萨。”

“天天就想着喝酒吃肉，按照身体的本能实在是守不了清规戒律的人不行吧？”

“行。参考智深同志。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工作压力太大，万念俱灰，不想活了，想把自己拿去喂狗的人行吗？”

“行。如果要成佛，你不要喂狗嘛，可以去动物园喂虎——‘舍身饲虎’以成佛。”（《贤愚经》）

“从小三观不正，有特殊癖好的人行吗？”

“行。不要滴蜡，你先燃指供佛……”

“好吧，那我是犯过罪的，杀过人的，总不行了吧，哼哼？”

“行。大哥您成佛比别人还方便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以上是为了证明佛门到底有多“广大”而举的一些极端例子，其实对于中华大地众多的普通大众来说，“成佛”离他们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但佛教又有一个很贴近他们的东西——菩萨保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正是由于几千年来“正统思想”过于顽固，基本上外来的任何思想、理论或者宗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都不能带有固有的“原则和傲慢”，都必须要放下架子，主动走向大众，搞点与大家的传统观念暗中契合（通俗易懂）、令人向往（有利可图）又易于口口相传（方便省事）的东西（符号），比如佛教，它是“菩萨保佑”；道教是“长生不老”；儒教看上去很正经，实际上也是抓住了人们想成名的心理——“人人皆可为尧舜”。没办法，所谓“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

应该说，在《中华传教史》里，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他那两个原则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他也并不是被“中华文化俘虏”而有“叛教”嫌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正是把基督教当作了一个需要在大清这个广阔的市场进行传播的“产品”。他们不远万里来传教，就相当于我们“去跑业务”，难道就不应该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照顾得周到一点吗？因为这个，利玛窦才提出了不与官方正统思想相冲突，以对大清百姓有实际好处的“科学”和便于传播的“文艺”作为传教的“符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希望基督教能够取代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信仰。只可惜，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教廷人士实在是很“官僚”啊。

而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教廷禁止清国教民祭祖和祭孔，也大大地惹火了朝廷。几千年以来，历代的王朝表面上只有“思想”，而没有“国教”，其实无论哪个王朝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根本大教”——礼教。

对于专制王朝来说，最根本的就是确定并保障统治的等级秩序，而礼教就是把宗教、法律、教化和风俗等都混在一起，作为“朝廷王法”之外的思想武器来确定和保障等级秩序。历朝历代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来管外交，却基本都有一个专门的部（礼部）来管“礼仪”。于是，“礼仪”这个词也成了王朝时代给人印象最好的一个词（王朝教化的结果）。事实上历朝历代教化的“礼仪”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文明礼貌”实在是两码事儿，王朝的礼仪就是“规矩”，就是条条框框，你只能站在那个框框里面，“不讲礼”不行，那是逆臣贼子；而讲过分了竟然也不行，王朝专门为这种“讲礼”过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字——淫。兄弟你愿意别人说你“淫”么？

不仅方式规定了，连火候都有规定，王朝所教化的“礼仪”的确是禁锢头脑、僵化思想的另外一大利器，因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又是一代传一代潜移默化的，所以还远超八股文的“功效”，用鲁迅先生总结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吃人的礼教！

而既然是专制王朝维护统治的利器，那么必然为王朝历代统治者死命维护，这和他们个人喜好没有关系，而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康熙皇帝在宫廷中深受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的影响，喜爱近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多少具有一点“世界性眼光”，由于“科学知识”是基督教带给他的，他甚至还写过希望皈依基督教的诗句（“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南怀仁相信康熙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皇帝（“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然而，康熙首先是大清皇帝，是专制王朝的皇帝，他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能够接受的，仅仅是那种不会破坏王朝的统治稳定的“利玛窦式基督教”，当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波及大清，要撼动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礼教”时，禁止传教就是必然的结果。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