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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之乱的终极启示（第3页）

又过了六十年，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终于争出了一个最终答案，罗马教皇颁布教令：严禁清国的基督徒祭祖祭孔，并勒令在大清的各教堂摘去康熙御笔的“敬天”匾额。两年后，这个教令传到了大清，火冒三丈的康熙立即对在大清的传教士颁布上谕：对凡是不遵守“利玛窦原则”的人一律驱逐出境，不准在大清传教（“自今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大清住，必逐回去！”）。“礼仪之争”自此正式由教廷内部的争论转向西方宗教势力与大清朝廷的冲突。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真可以称得上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屡下严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礼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继位的雍正皇帝虽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样，个人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多恶感，宫廷里继续留用一批传教士担任御用学者和文艺家（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但是迫切需要集权的雍正颁布了比康熙更为严厉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国土上彻底、全面地禁止传播基督教，教堂改为关帝庙，传教士送往澳门，严禁再潜入内地。接下来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把“禁教令”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

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大清皇权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说是表面，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极大的不幸：由于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来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顺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给禁掉了（那被称之为“奇技淫巧”）。本来大清的人们还有从传教士这个窗口来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在海禁关上国家的大门之后，连这扇小窗也被紧紧地关闭了。而一旦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又可以变本加厉，文字狱、重农抑商、打压知识分子和商人，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短短68年之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的猛增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耕文明达到顶峰的产物，因为要收获足够的粮食才能养活这些人口。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节不无羡慕地说：“他们播种时省下来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一个我们小国的人口！”——这一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土地红利的结果，基本上谁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只要不出大的乱子，都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后，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后于世界，而大清的人们似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使近代国家能够真正富强的东西——创新能力。

而通过近代科技逐步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是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发财”的，既然传教士无法撬动这个封闭的大国，那么他们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颁布彻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后，西方国家派来了试图撬动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节。

大炮轰入的文明必然遭遇野蛮捍卫的尊严

这一年，大英帝国正式派往大清的特使乔治?马嘎尔尼，带着东印度公司董事长给两广总督的介绍信，率领700人的庞大使团，乘坐浩浩荡荡的船队，第一次踏上大清的领地。

此时的英国已经是西方强国中的强国，正在成为世界老大，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宪政国家，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左右，工业革命正式发生，英国的国家实力从此突飞猛进，无国可敌。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东西方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其实此时的大清也不是封闭得像铁桶一般，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大受西方社会的欢迎，输出去可以牟取重利，更重要的是，宫廷里和王公大臣等“上流社会”还需要享用很多“西洋玩意儿”，这就要交给一个专门的部门去办理，这就是在广州的很多“洋货行”——统称为“广州十三行”。这是全大清唯一的外贸中转地，它们是“半官半私”性质的，作风却是衙门式的官僚，管理十分混乱，英国希望清国可以先开放一个或者几个沿海城市作为真正的通商口岸，有钱大家赚嘛。

西方来的使节在私底下是被大臣们称作“鬼使”的，那么天朝的使节呢，自然就是“神差”了。已经83岁的乾隆就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鬼使”马嘎尔尼一行，礼部的官员坚持要马嘎尔尼像其他国家来天朝“朝贡”的使节一样对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嘎尔尼坚持只能像他谒见英王时那样行单膝下跪、吻手礼的礼仪。于是，这场接见不欢而散，乾隆交代：大清怀柔四海，就不要治这些不懂礼仪的夷人的罪了，把他们从广州送回国了事。至于马嘎尔尼带来的大英帝国的通商请求，在乾隆和朝中所有大臣看来，大清地大物博，所有的“通商”都不过是给那些前来讨要东西的夷人的恩惠。但是，马嘎尔尼“不讲礼仪”，乾隆皇帝心情不好，大清现在不想给这种恩惠，所以这桩“小事”就被顺便拒绝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次接见中，发生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礼仪之争”，对于大清来说，这是很正常的，不仅皇帝和大臣们认为正常，大清所有的人们也都认为正常。

马嘎尔尼的使团失望地离开了承德，他们从北京坐船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当然，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身边总是少不了大清官员“热情陪同”，看来大清对自己也不是那么自信，马嘎尔尼暗中吩咐身边的人：趁南下之机暗中观察和了解清国社会，为将来收集情报。

马嘎尔尼首先发现，他在运河沿岸接触到的百姓，几乎“每个人都有着机械的表情”，看上去他们并不“幸福”，这和传言中所谓的“乾隆盛世”相去甚远。而马嘎尔尼的侍童、12岁的小孩子乔治?斯当东也敏锐地发现：虽然京杭大运河比欧洲所有的运河都宏伟和历史悠久，但当使团里的人试图和大清官员讨论最新水利技术时，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变革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斯当东记录道。

出于小孩子独有的敏锐眼光，斯当东在乘船途中发现了两种房子，一种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一种是高大的有油漆装饰的深宅大院，“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但这里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大清的贫富差距之大，为世所罕见。斯当东还发现了沿途的很多乞丐和外乡流浪汉，究其原因，他们都是有冤无处诉的人，“朝廷关心社会安宁稳定，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申冤的机会”。

大概受了这次旅途的刺激，回到英国长大后的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并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翻译出英文版的《大清律》，于1810年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它是了解大清这个封闭国家的重要窗口，然而，所有人在研读后都失望了，“大清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大清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就连严谨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都在参阅了其他资料后得出结论：“那里的人们从根本上就缺乏独立性和个性，因为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不是在心里内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然后被动地接受。”（黑格尔：《历史哲学》）

使团的一位副使约翰?巴罗观察了官员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朝廷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清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

综合这样的实地见闻，马嘎尔尼等人对所谓的“乾隆盛世”充满着不解与不屑。马嘎尔尼首先认为大清需要的是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的皇帝，清国人民才会迅速融入世界潮流，清国的变革事业才会大步前进。而根据与乾隆帝的短暂接触，发现他与过去那些无所作为的君王并没有多少区别，他意气盛旺、自负心极强但实际所见不远，这样的“大清盛世”就像是一个脸上扑着厚厚脂粉的华丽老妇人，远望可人，而只要灯越亮这张脸就越可怕，并且表层下的东西在迅速腐烂。

而清国的官员和百姓的自私、冷漠、麻木、无力，用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全民腐败。船队在运河中航行时，旁边一伙看热闹的人压翻了他们的小船，英国船员要求停船救人，而大清的官员和船员根本不理睬地继续航行，这与使团在菲律宾、槟榔屿等地方见到的海外清国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人给人的印象是活泼自然，聪明有创造力，而在自己国土上的人们却是另外一副模样，他们很怕官，在官员不在的场合，他们的表情十分正常，“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儿……人的尊严的概念被巧妙地消灭于无形。”（约翰?巴罗）

马嘎尔尼预计了将来大英帝国和清国之间的贸易冲突给大清带来的严重后果：分崩离析。“如果清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到那时，“朝鲜将马上会获得独立；把朝廷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只需外国介入，它立即就会被切断；还有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而同时，俄国还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

“大清帝国是一艘破败的头等战舰”，马嘎尔尼总结道，“它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但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也许船不会立刻沉没，但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并且永远不能修复，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

25年后，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并不死心的大英帝国又一次派出了特使威廉?阿美士德再次要求前来“通商”。相比于几十年前，大英帝国的通商愿望更加强烈了，因为大清虽然闭关锁国，但交换了上千年的丝绸、茶叶、瓷器在西方世界实在是太受欢迎了，这些东西仍然是在出口的。于是清国对西方国家的贸易是：只卖东西，不买东西，从来都是顺差，成箱成箱的英镑流向了大清，英国人首先要让清国开放国门，然后去找到在清国也大受欢迎的东西。

此时大清皇帝已经换成了嘉庆帝，对于这个叫“英国”的国家总是不远万里派人前来要求“通商”，嘉庆帝也是比较疑惑的。他特意召见湖广总督、原广东巡抚孙玉庭，一解心中疑惑。

嘉庆：“英国是否富强？”

孙玉庭：“彼国西洋诸国中称大，故是强国。至于富嘛，因我国富彼才富，富不如我国。”

嘉庆：“何以见得？”

孙玉庭：“英国人从我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这不说明彼富是因我国富吗？如若我禁止茶叶出洋，则英国会穷得没钱活命。”

嘉庆大喜：“说得是！”

既然是“有求于我”，“通商”问题又变成了老问题：如果英国人对大清皇帝三跪九叩，乞求通商，大清说不定会格外开恩通一下商的。但阿美士德又在这个“礼仪”问题上坚持他们的原则，于是一怒之下的嘉庆帝下令将阿美士德一行人“即日遣返回国”，阿美士德只好又灰溜溜地回到英国。路过圣赫勒拿岛时，前一年被英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打败的法国拿破仑?波拿巴大帝被囚禁于此，阿美士德上岛去征询这位传奇人物对大清问题的看法。

对于自己敌人的尴尬，拿破仑自然是要冷嘲热讽一番，他对英国人说：是你们错了嘛，觐见清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嘛，“如果你们英国人见国王的习俗不是吻手礼，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大清皇帝脱裤子呢？哈哈哈。”

然后，拿破仑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

在这段话的最后，拿破仑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各种读物引用过的名言：中华帝国是一头睡着的雄狮，一旦被惊醒，世界将为之震动！

连被囚禁在孤岛上的拿破仑都看出来了：英国人想动武。所以他要特意告诫一下自己的敌人。然而，大英帝国是并不急于动武的，通过情报收集，他们发现了这个国家的特腐阶层在“变着花样集体戏耍”，而有一样东西绝对是最对这些人胃口的，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一定会让他们想着办法偷运进境，也一定会让大英帝国的贸易逆差变成顺差，让大清国白花花的银子成箱成箱装船运过英吉利海峡，流到白金汉宫的储藏室里，这就是——鸦片。

在东印度公司的主导下，印度大陆开始遍种鸦片，然后卖到清国，果然不出所料，这个令人“欲仙欲死”的东西开始很快风靡大清的有钱阶层和上流社会。1822年，阿美士德回国仅仅5年后，英国从东印度公司输入清国的鸦片已经超过5000箱！英国人终于开始从大清赚钱了，现在大清通不通商都无所谓了，只要鸦片贸易带来的绝对顺差不被破坏！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人的洋舰、洋枪和洋炮毁掉了大清的海禁，轰开了大清的国门，之后又用《南京条约》迫使大清从此永久性“开放”。鸦片战争以前，除了正式使节，大清唯一能够与西方世界发生联系的是广州十三行，朝廷的官员绝不直接和“夷人”打交道，免得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现在通过《南京条约》，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城市被迫向外开放，朝廷也不得不设置专门打理此事的大臣——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的，没有额外的工资，也没用另外专门的办公室，而且两广总督还羞于谈起这个兼职，因为这是与“夷人”打交道的。但对于迫切希望通商的西方列强来说，他们好歹找到了专门办事的人。